626年的东林党人周顺昌的冤狱事件———曾引起过许多戏剧家的兴趣，据祁彪佳《曲品》记载，写这一事件的剧作先后曾产生过三吴居士的《广书》、白凤词人的《秦镜》、王应遴的《清凉扇》、穆成章的《请剑记》、汝拭的《不丈夫》及未着姓氏的《孤忠记》等。诚如吴伟业在《清忠谱序》中指的，这个创作，在魏忠贤案刚刚布时就形成了：

逆素既布，以公（指周顺昌）事填词传奇者凡数家。李玄玉所作《清忠谱》最晚，独以文肃与公相映发，而事俱案实，其言亦雅驯，虽云填词，目之信史可也。

这不有像当年严嵩势力刚败即演《鸣凤记》的情景么？由此可见，传奇创作从明代到明清之际，越来越成为一十分普及、十分趁手的吐愤舒志的工，一编制迅速、反响烈的宣传样式。据张岱《陶庵梦亿》记载，当时另一记述魏忠贤罪孽的传奇《冰山记》上演时，观者竟达数万人，台上演的人和事都是台下观众所知的，因此反应非常烈，有的时候观众对剧中人名的呼唤声和对剧中冤情的愤懑声，就像狼奔涌一般。这万人大集会，这气氛，这大的心理，如果以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础、为指导，是有可能较早地鸣响封建社会的丧锺的，但众所周知，事情并非如此。人民的情绪很自然地被引到了对魏忠贤的控诉上，而魏忠贤的罪名则是“逆贼”：叛逆了正统的封建宗法制度。应该说，这一批及时涌现的剧作也参与了这对人民情绪的引导工作。作为这批剧作的后起者和代表者的《清忠谱》，就以周顺昌这一艺术形象对人民的情绪作了有利于封建王朝的附。如果这戏关注的不是这么一个一时失信于朝廷的忠臣，而是一个敢于问一问产生魏忠贤的客观原因，敢于在市民利益上多作一些考虑，敢于在思想实质上对封建主义保持一独立的人，那么，那万众一心的观剧场面很可能是中国社会走向新生的温床了。然而李玉和其它苏州剧作家并没有达到这思想平，他们立足的土壤也没有向他们提供这方面的条件，因而他们自己忭、也要引导观众到忭的结局只能是：

目今新主登极，大振纲；魏贼正法戮尸，群七等定罪。世界重新，朝野庆。向日冤陷诸忠臣，谪戍者悉已召回复职；惨死者尽皆锡表扬。…九天雨洪恩重，万里山河气象新。

被“逆贼”篡夺了的权力又回到了君王手中，封建政治排除了产生于它自的一次灾变。人民还须回过来，谢封建君王。这便是《清忠谱》在思想内容上的本局限，也是中国戏剧文化终于未能顺着《牡丹亭》的路开创的一个人文主义天地的重要原因。

但是，历史上的文化现象往往是非常复杂的。以肯定和歌颂封建政治为皈依的《清忠谱》，还因通散发着一凛然浩气而受到广大观众的喜，包括那些对封建政治毫不喜的观众在内。东林党人周顺昌、市民颜佩韦等人的政治观念带有很大的特殊和复杂，我们可以不接受，但他们为了自己所信赖的观念赴汤蹈火、百死不辞的意志和豪情，至今仍然有动人心魄的震慑力；苏州人民的情绪当然还缺乏更正确、更步的引导，但他们对于正义人的厚同情心，对于一切倒行逆施的普遍仇恨，对于政治背景的切关注，却也能使今天的观众奋起来。这复杂的文化现象和学现象，从艺术上说，现了艺术构件对于艺术构架的独立，艺术途径对于艺术目的的独立；从思想上说，则现了气节、意志、人生风貌对于政治目的的独立。即便是那些意在推翻封建制度的后代志士，也会通过《清忠谱》一步激励自己的斗志，尽在基本意旨上他们正与这戏相逆。艺术，特别是像戏剧这样的复杂艺术，不会仅仅以一个简单的目的面对观众的，它们总是以一个复杂的整面向世界。对于不同的观众，它们多层次的思想内容大抵有可剥离，以适应各有取舍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