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天归来，颈椎和腰椎疼得实在受不住，扒在床边上，让从床沿上垂下来，长长的发泻到地板上。我看不到她的脸，她一直不说话，我想这个从来不知什么叫委屈的人，这下一定到委屈了。也许她在泪？我走近前去。

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说了半句："我们家乡啊——"没再说下去。

"我们家乡啊——"这个句式、我曾从汪涵先生那里听到过。汪老也是同乡人，那天正与我们夫妻聊天。

"我们家乡啊，历来是衷内耗、自相猜忌，只要一就会活得很累，一到了外面倒都变得生龙活虎。"这是汪老的话。

我是一个研究群文化心理的人，从妻的境遇，更懂得了汪老的话。她没有人权力结构，只是一个与世无争的艺术家，也没有任何人指责过她在人品上有什么病，对她的意见永远只有一条：不容易看到她的舞台演。但是哄传这个意见的任何人都没有统计过她的工作量，更没有把她的工作量在全国范围内对比，只是听途说，以讹传讹。结果，居然活生生把一个最辛劳的人谣传成懒人，而巳还百莫辩。她从来不知如何为自己声辩，在实在气忿的时候，最重的一句话也无非是："真想换个地方。"

北京一个重要的文艺团几年来一直等着把她调过去。上海市的一位领导曾几次与我商量，能不能成立一个以她命名、由她领衔的综合表演艺术剧团。全国各地喜她艺术的企业家们的想法，就更多了。一位广受尊敬的老大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她："文化是不分地域的，你还年轻，何苦成为某不良心理气氛的牺牲品？"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产生效果。她对家乡有一神秘的皈依意识，我说不清是积极还是消极，反正是把我动了。

记得十年前安徽洪滔天之时，我邀国际知名的大导演科到合排《红楼梦》。照妻的说法，家乡越是遭灾越要表现文化上的平静和大气。我们一大群人从那时起就在努力构建着黄佐临先生企盼了几十年的戏曲音乐剧型，虽然当时灾情严重，生活非常艰难，天天有停电、断餐之虞，大家却信心十足、日夜修改探讨，创作气氛如火如茶。兰除了排戏，一有空就上街为灾民募捐。科导演有一天上街，发现这个情景，追踪几日，终于对我说："抗洪救灾是大事，但像她这样全国一的艺术家天天站在街上，在外地是无法想象的，我看着都痛心，适可而止吧！"但就在科导演跟我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北京工人育馆里的赈灾汇演，她一白衣蓝赶到了，全场掌声未息，她就泪开："我的家乡受灾了！"接下来的镜表明，她的这语言方式，动了台下无数熟悉她的北京观众，那天她为家乡募到的救灾款，数字不小。科导演对着屏幕沉思了片刻，第二天，他把全导演费都捐掉了，劳累几月，分文未取。

妻对家乡的情之，有时到了好笑的地步。例如看电视，她平日兴趣的是国际新闻，拉宾、萨达姆、索罗斯什么的，但国内新闻中只要有刑事案件的报，总会怔怔地等一会儿，等播音员说罪犯来自何。如果不是安徽，她会舒一气，站起来，喝一。我知她有这个病，因此只要电视里报的罪犯有浙江的，就会大声嚷嚷："看，浙江，我家乡的！"她笑了，说："这有什么可炫耀的？还是安徽多一，你用不着安我。"我立即说："我们浙江才凶呢，千岛湖事件…"

说到千岛湖事件，她产生了回忆。事件发生时她正带团在台湾演，台湾有传媒说那几个罪犯来自新安江，而新安江又来自安徽，因此要大家拒看安徽戏。我说："你看，这件事我们两都洗不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