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某人曾经坑害过一位已死的老人，老人的亲属还在，人们就向知情的亲属问个究竟，没想到这位亲属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地用手帕拭泪。这个动作好像无可厚非，却使那个谣言获得了某证明。

唯一可以谅解的是，在一场政治灾难中大家都不想引火烧。但在有的情况下，一个谣言可能导致一场可怕的冤案，而有辟谣份的只有寥寥数人，这就需要衡其轻重而试炼自己的节了。我有一位江苏的朋友是著名的文化史专家，"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在的小城市据一个谣言把一群知识分打成了企图暴动的反革命小集团，在万人公审大会上，别人都承认了，只有他在拳脚加之下始终矢否认，虽然破血却阻止了最恶劣结果的现。试想，他如果也畏于拳脚而默不作声，情况将会如何？

让人悲哀的是，我们今天常见的那些沉默的见证人，并没有政治压力加。他们的沉默和，一半由于对造谣者不愿拉破面，一半由于对被害者或许也心存芥，当然还为自己想好了退路：反正我什么也没说，可以不负责任。事实上，他们也以特殊方式参加了造谣。

第二情况是不知情者。他们的责任要小得多，但在未经验证的谣言前频频、声声叹息，也为谣言的笼调适了气温。一句假话未必能成为谣言，要把它孵化得可以振翅飞，正需要这气温。造谣者和听谣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毫无障碍的，"单无凭"的疑惑时时会在听谣者心中产生，在这时候，对谣言行唯唯诺诺的附和，便成了其他听谣者拆除障碍和疑惑的重要推动力。

这样的情景往往现在某个闹的饭局之中，一人造谣，两人，三人发挥，四人调笑，一个谣言不仅加速完满而且全然可信，这可信其实也就是互信，连最初的那个造谣者也会庆幸自己的胡言语居然侥幸命中。这样的"多谣言"当然要比"单谣言"更有生命力，而所有的附和者至此已与原创者毫无区别，谣言是他们的集创作。集创作对艺术弊多利少，对谣言却威力无穷。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要引述十九世纪英国作家约翰·罗斯金的一段话：

有时撒谎可以用沉默、用暧昧的态度、用声调的低，或者是在说话时用眉目示意等方式。所有这些都比直截了当地撒谎坏得多，恶得多。

他看来了，造谣的平不能以语言的多寡来衡量。唯唯诺诺是一态度，但这能使谣言变得。

以上四造谣者，在实际作中常常叉重叠、彼此合。我把他们全都划拨在恶意不明显的一类中，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都有相信自己的谣言，都有自欺欺人的成分。

这就牵涉到了心理暗示的作用。不于什么原因，他们在内心希望事情应该这样，当这希望的度渐渐加大，构成心理暗示，那就不仅可以随吐，而且连自己也渐渐相信了。

一个嫉妒者常常最能发现被嫉妒者的问题，即使以前是朋友，现在居然也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隐疾和疤痕，这是为什么？因为这是嫉妒者心中的希望，一暗示，希望渐渐成了一无须验证的传播。

同样的理，一个一生充满渴望的人一到老年，回忆起往事来也总是夹带着大量不确实的成分，这是一双充满渴望的手在夜人静的暮年重新塑造历史，情有可原。

指造谣者的心理暗示原因，并不是无视他们的义缺损，但我们从前确实太看重谣言在义上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