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他。文章写得很有韵味，不妨抄下一段：

我写字多用笔，这也是我落伍之一，但是习惯了不能改，只好就用下去，而笔非墨不可，又只得买墨。本来墨是最便也最经济的，可是胶太重，不知用的什么烟，难保没有“化学”的东西，写在纸上常要发青，写稿不打，想要稍保存就很不合适了。…

买墨为的是用，那么一年买一两半两就够了。这话原是不错的，事实上却不容易照办，因为多买一两块留着玩玩也是人之常情。

墨到可玩的地步当然是要有年代的，周作人买来磨的是光绪至光年间的墨。据说严格一应该用光绪五年以前的墨，再后面，墨法已遭浩劫。周作人还搜集到了俞樾、赵之谦、范寅等人的著书之墨“舍不得磨，只是放着看看而已。”周作人不是收藏家，他的玩墨，反映了一人格情趣。而这人格情趣又偏偏现在一位新文化代表人的上，真是既奇异又必然。

败巧，就在周作人写《买墨小记》的半年前，他的哥哥鲁迅也写了一篇有关笔墨的文章，题曰《论笔之类》。尽不是故意的，兄弟俩围绕着同一个问题发表的意见大相径，真可称作是一场『笔墨官司”了。鲁迅说：

我自己是先在私塾里用笔，后在学校里用钢笔，后来回到乡下又用笔的人，却以为假如我们能够悠悠然，洋洋焉，拂砚伸纸，磨墨挥毫的话，那么，羊毫和松烟当然也很不坏。不过事情要得快，字要写得多，可就不成功了，这就是说，它敌不过钢笔和墨。譬如在学校里抄讲义罢，即使改用墨盒，省去临时磨墨之烦，但不久，墨也会把等胶住，写不开了，你还得带洗笔的池，终于到在小小的桌上，摆开“文房四宝”况且笔尖纸的多少，就是字的细，是全靠手腕作主的，因此也容易疲劳，越写越慢。闲人不要，一忙，就觉得无论如何，总是墨和钢笔便当了。

两位成熟的大学者忽然都在乍看起来十分琐碎的用笔用墨问题上大文章，似乎令人奇怪，但细细品味他们的文句即可明白，这里潜伏着一本的人格对峙。鲁迅洒笔开去，从用笔说到了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大课题：“便于使用的的力量，是决非劝谕，讥刺，痛骂之类的空言所能制止的。假如不信，你倒去劝那些坐汽车的人，在北方改用骡车，在南方改用绿呢大轿试试看。”鲁迅说，改造传统很艰难，而禁止青年人却很容易。在中国，当“改造传统”和“禁止青年”各不相让的时候，常常是后者占上风。但禁止的结果只能是“使一分青年又变成旧式的斯文人”

鲁迅究竟是鲁迅，他从笔说到了人。“笔墨官司”所打的，原来是青年一代中国文人的人格选择。

这人格选择的实际范畴当然比用笔用墨大得多。就在周氏兄弟写文章的前两年，当年讽刺过林琴南的五四文化新人刘半农作为教授参加北京大学招生阅卷，见到一位考生把“昌明文化”误写成了“倡明文化”他竟为此发表了诗作并加注，考证“倡”即“娼”嘲笑学生是不是指“文化由娼而明”刘半农的这讽刺显然是极不厚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如今心目中青年学生应有的形象已经纳一条嘉式的路。为此，其它新文化人士十分不满，记得曹聚仁还借此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观：我们以为青年人错了的地方，很可能恰恰是对的，我们今天以为正字的，很可能是真正的别字；中国文字构架如此宏大繁复，青年人难免会经常写别字、读别字，这是青年人应享的权利。

曹聚仁也够准，他同样从别字说到了人，与鲁迅相呼应。他国学底厚，却不主张让青年人重返港湾和院，反对他们在笔文化中把聪明纔智耗尽。宁肯鲁莽糙一，也不要成为古风翩然、国学负担沉重的旧式斯文人。

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笔文化的这些特征，正恰是中国传统文人群人格的映照，在总上，它应该淡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