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你哪样了？就算我有时跟你吵，那也是人家…那人家还不是最后每回都跟你承认错误了？我也没说我对呀。”她这么一句倒把我怄笑了，没词可说，指指地上：“你瞧你砸这一地东西，这家还像个家么？”

“我砸的我拣，我扫，我再去买。”

看着她穿着单薄的内衣站在那儿噎噎地哭，我也不忍。“行啦，别哭了。”她越发委屈地哭得伤心。

“行了，别再哭了！”我提嗓音喝：“不许再哭了！”

她的哭声小了，没了，仍在泪，因为竭力忍也忍不住，虽无声脸仍是一副哭相。“拿簸箕来，把地上收拾了吧。”我弯腰拣起两半摔断的，又拣起一本撕坏的书。

她溜着鼻拿了簸箕和笤帚哗哗地扫一地碎屑。

我拾起摔碎了玻璃蒙的小钟，放到耳边听了听：“还在走呢。”杜梅拎着笤帚鼻嚷嚷地说：“明天我拿去换块表蒙。”“再别闹了咱们。”杜梅偎在我怀里低声说“再这么闹下去，我真害怕。”“以后我一定对你发好的，决不再惹你不兴。”第二天早晨起床，她又说。星期天一早她就去了，我醒来后一个人躺在床上，窗外秋日和照的光，在我脸上，有一意，令我想人非非。我想到我的未来，我希望自己能纵命运。

走廊传来的咯咯叫声，接着是一片惊呼和杂沓奔跑的脚步声。我从窗看到一群邻居的孩在捉一只血淋琳的。然后杜梅现在视野，她拿着一把雪亮的菜刀，在草丛中东扑西扑，跟着孩们转着一棵树仰脖张望，又一窝蜂地跑树丛消逝了影。片刻，她上粘着树叶草屑从树丛里来，仍拎着那把一尘不染的菜刀，表情失望。

原来是她雄心地想杀一只，可还是给那只负了重务的跑了。跑了就跑了，它中了我们吃别的。“我安地。

她还是很扫兴，嘟嘟哝哝怨自己笨：“那刀没割到地方，手了，应该一刀先把切下来。”

她拿瓶很贵的“郎酒”说这是她给我买的。“你不是喝酒么？喝就喝好酒。”其实我并不喜酱香型的酒，包括“茅台”那过于郁的香气令我恶心，尤其不堪回味。可我没说什么，拿起那瓶酒端详着表示欣赏。我提议我们到外边去吃上一顿，她十分欣喜。从结婚后我们就很少去外面吃饭，也许这是现在我们的关系显得不那么浪漫的原因之一。我们打开报纸看街上现在正在演什么电影，准备饭前去看一两受到嘘的片。

我们都想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有一些情调。我甚至陪她去听音乐会，我们像多数人一样盲目地认为西洋音乐是雅的东西。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仅能接受柔和一些的小的琴和钢琴。

那天很不幸。整场音乐会都是歌剧选段。

尽如此，我们听得很认真。当女音不无炫耀地在她的音区萦回不止时，我发现杜梅闭上了睛。初还以为她不堪忍受，继而发现她受了动，睁时眶中充满泪。

我相信这并非是受到了歌唱的染，她对意大利文和我一样一窍不通，一定是剧情使她悲悯，那是《蝴蝶夫人》中的人一段咏叹调。如此一想，我也觉得那段旋律扣人心弦。

接下来不台上走灯似地换等台的男女胖们唱什么，我们都沉溺在同一情绪中不能自，哪怕是在唱《费加罗的婚礼》这样的轻歌剧。

实际上我们已不在听了，仅仅是在一宜人的气氛中遐想，犹如躺在波涛上，前华丽景象可以使我们貌似受到引借以摆脱无端忧郁的困窘。

在看一通俗得只能说是胡编造的故事片时，杜梅索呜呜咽咽地哭声来，当时女主人公的厄运刚萌芽，同看电影准备了手帕的女人们还都镇定自若，她便抢先一步哭了。

当女主人公苦尽甜来，安享富贵，全电影院哭成一片的女人们都被涕而笑时，她仍是哭泣不已。

散场时，她是那群红兔中睛最红的一个。

我知是什么使她这么易动情，但我无法安她。我已经尽力到善待她。那夜之后，我们从未再吵过一次嘴，相敬如宾，每到谈话现争执的苗，必有一方停下来，不再说话，或是脆附和对方。我们同同，夫唱妇随，惹人羡慕。若不是我决、近乎鲁地拒绝，居委会险些把我荐上去竞选全市“好丈夫十佳。”

杜梅决是对我微笑，直到我对她报以同样的一笑，才放心地继续去别的。即便是在过程中，她也不忘准时对我投来一笑。我们去潘佑军家玩过几次，他那个汉妻作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总是当着我们面表示她和潘佑军多么如胶似漆，无论是那么窄小的一张椅，她也要和潘佑军挤着坐——

那是在她家呀！无论是多么小的一块，譬如半个苹果，也要你一我一像鸟一样地互相喂。我毫不夸张地说，她称呼潘佑军就像宋龄称呼蒋先生一样叫：“大令。”

到她家里只给喝速溶咖啡和酸酒这些我都不说了。她喝酒时能把冰块嚼得嘎嘎响就可以知她的牙齿是从小吃什么锻炼得这么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