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差距。后来，全村的人都被发动起来，每家人十元、五元地给这个聪明懂事的孩凑学费，就连村里的五保老太太也掏了二十元钱。

孩带到北京的，是用白布包裹起来的鼓鼓的一大包零钱，让收费的老师和周围的同学大吃一惊。

第一年勉维持下去了，第二年呢？

在那些贫困的乡村，希望小学似乎搞得很闹，可谁心里不明白——这不过是某些人沽名钓誉的手腕罢了。从法律上来说，希望工程是一个"违法工程"，它严重违反了《义务教育法》——既然实施义务教育，何来失学问题？既无失学问题，何来希望工程？从逻辑上推理，就是自相矛盾的。从实施上来说，它又给各级贪官污吏们提供了一次中饱私的好机会。海外的捐款究竟有多少到位了呢？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就在某省负责希望工程的门工作，一个小小的科室，居然购买了好几辆级轿车。他们哪里来的钱呢？

脂抹粉也罢，杯车薪也罢，希望工程以及后续的烛光工程等等，都无法从本上改变农民女受教育的状况。新闻上不是报了吗——某个希望小学的楼房因为偷工减料而倒塌了，伤亡了几十个小学生。每个鲜活的生命，也就只值几千块钱。父母们在悲伤之余，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这可怜的"买命钱"。在农村，人的生命本来就轻贱如野草。

后来，大概连主办希望工程的门，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终于悄悄地终止了它。

农民一辈受劳动之苦，受官吏欺侮之苦。而且，因为他们没有文化，一直于"苦而不能言"的状态。所以，他们对后代女的文化教育的殷切期望，是城里人远不能味到的。在今天，有多少为农民的父母，心里着泪望着失学的儿女却无可奈何！

那么，农民有没有可能离开土地、到城市寻找机会呢？

农民逃离土地，奔向城市，试图选择其他生存机会，命运又如何？

在城市里，挖地沟的是农民，修路的是农民，盖大楼的是农民，运粮卖菜的也是农民，扫路搬拉圾的还是农民…他们几乎包下了城市一切脏活和累活。但城市依然烈地排斥他们，将他们看作过街老鼠。

小芳是一个来自内地的农村姑娘，与十几个妹一起在中关村一家电公司打工。她们的工作是完成电线圈的缠绕，每个计费五分钱。加班加地，每天缠绕数以千计的线圈，一个月工资达一千三百多元。但是，发到手里的只有五百元。一大半被公司扣下，作为工资发给那些拥有北京的"正式职工"，而这些正式职工都是不活的。这就是所谓的"外地人养活着北京人"，这是众所周知的"秘密"。

这样一份受尽剥削的工作，小芳已经了五年。五年存了一万多块钱，而付的代价是：刚二十岁的她已经驼背了。她心里却还在庆幸——许多打工的人有时白一年，还一分钱都拿不到。她希望这份工作能够长久地下去，她诚惶诚恐地忍受这荒唐的剥削。

拿不到钱的民工，有许多是建筑工人。他们白天着最沉重的力活，晚上睡在没有气的棚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我的四川老乡。

我经常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看到他们拖着疲惫的影，听到他们说着熟悉而亲切的家乡话。中午，他们通常蹲在工地旁边满天的风沙之中，每人端着一个搪瓷盆，一大盆煮白菜，三五个馒，吃得津津有味。劳动了一年，运气好的能够拿到工钱，兴兴地回家过年；运气不好的，工钱被包工拖欠甚至赖帐，他们只好着泪挤上回家的火车。

我有一个比我小五岁的老乡，千里迢迢到北京来打工。他在一个建筑工地上了一年。年终的时候，却被包工欺骗了，一分钱的工钱都拿不到。他泪汪汪地来找到我，向我借回家的路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