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存在着封锁压制言论的危险。”

布鲁玛吃惊地问：“右翼势力有那么大吗？”

泽地久枝用厌恶的吻回答：“我还不能说日本是一个文明开化的社会。”

受欧洲民主主义教育的布鲁玛声问：“那么，直接谴责右翼有危险吗？”

泽地久枝回答说：“我想得豁命来。”

泽地久枝的说法并没有夸张之。同样是君主立宪制度，在荷兰、英国、丹麦，国民和媒可以任意批评女王甚至辱骂她；但在日本，天皇依然有神圣的地位，批判天皇依然被看作大逆不的行为，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攻击。

一个不对罪恶忏悔和反省的民族，是难以获得世界的信任和亲近的。从某意义上来说，正是日本一次又一次的掩饰和歪曲历史的行为，使得亚洲各国的国民在心理上依然把日本当作“敌人”来看待。

战后的德国能够迅速欧洲，与昔日战场上的对手们一起致力于建立欧盟，得益于德国彻底地清除了自的法西斯主义毒素。而战后的日本迟迟无法完成由“战败国”向“普通国家”的转变，本原因还是日本自己不肯告别昨天的邪恶、不愿真诚地歉。难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的一位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惊呼：“谁也不知日本人什么时候会发疯！”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曾经在一次演讲中指：“战后日本采取的态度与有同样境的德国相比，对比鲜明。战后德国毫不犹豫地彻底地行了反省、认罪，并且对受害国家给予了额的战争赔偿。从小学开始，德国就讲述希特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德国国民人人都知自己国家所犯的罪行。这些法与战后日本政府采取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为我们未能同日本成为真正的朋友而到非常遗憾。我殷切地希望，在彻底清算过去的基础上，早日迎接新时代的到来。”金大中的说法代表了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本政府和民众的谆谆告诫，但愿它能被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倾听和领悟。

对于日本来说，要想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友好相，首要的问题是正视历史、切反省。富裕并不意味着自动地拥有了遗忘历史、轻蔑他人的权力。

日本要想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一个政治大国、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就应当先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责任和尊严的国家。为使日本今后能在亚洲起到重要作用，从政府到一般舆论，都有必要正视罪恶、唤醒记忆，在日本内掀起一场义上的讨论。在向世界呼吁记住广岛和长崎之前，对自行义的清算。日本人需要这样的运动。

世纪之，日本自也面临着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型。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说过：“世界要求日本从利己价值观向利人价值观转变。这是世界。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在金界、证券界、大建筑公司现了许多漏，暴了日本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的本，也暴了日本社会背后的人际关系，以及过去自私、利己的积弊。必须从自私向与世界协调的方向转变。在这个问题上要恰如其分地去。世界形势迫使日本要大大转换价值观。日本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果不打算大幅度转换价值观，就要成为世界的孤儿。”

日本的孤立不是日本的光荣。日本既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特莎修女说过，地球上有两个饥饿地带，一是非洲，一是日本。前者是质上的饥饿，后者是神上的饥饿。有多少日本人意识到了这神上的饥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