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制大转型的时刻，德准的低无补于中。我兴趣的是荣庆与袁世凯的往。光绪25年荣庆任山东学政，不久袁任山东巡抚。荣嫡母病故丁忧回京，袁派队伍护送，荣为激，是为两人往开始。袁世凯是荣庆日记中现频率最的人之一，如“西访亭兄于贤良寺，久话别来，夜宿公所。”可见两人不是官场泛泛之。袁居“贤良寺”此寺名颇值玩味。袁在荣之心目中，亦为一贤良也。后袁荣均军机，共事甚。荣对袁乃是倾心相，以之为支撑清廷的栋梁之才；袁对荣则是利用而已，使朝廷中多一为自己说话的人，他并不把这位满之乎者也的大员放在里，玩的是猫捉老鼠的游戏。

19ll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荣庆对“袁督鄂”极为赞成。清廷被迫下罪已诏、开党察、咨询宪法，解散皇族内阁。“袁总理”荣充顾问大臣。最值得注意的是9月叨日记氛“记兄略话别来，忠义之气犹见眉宇，归来五钟后矣。”简直让我笑掉大牙，此时袁氏乃图穷匕见之时，司昭之心路人皆知，荣庆却还赞他“忠义之气犹见眉宇”——此八字可令一古文观止黯然失矣！枉读万卷诗书，诗书都成了猪油，蒙住荣庆的七窍。堂堂顾命大臣，见识不如3岁小儿；位居教育长，却看不到三步之外要发生的事情，可叹、可悲、可笑！

旧记最后提及袁世凯乃是袁之北洋军在前线大捷。“阅昨日报，项城授侯爵。”接着袁世凯在民国与清廷之间玩权术，以手中之重兵为筹码夺取总统之位。袁指使下在京城哗变，迫清帝退位“枪声隆隆震耳…暮时凶焰渐炽…亥之，枪声到门，火光彻。”惊惧之下，荣庆避居天津。一生富贵成过烟云。此后袁氏在中国政坛上指江山，把持国柄，恢复帝制以至欧亡，日记均只字不提。全记看书写字，饮酒赋诗，观赏园林，听戏访友的日常生活，活像一驼鸟，把地扎到沙丘里去，换取心理上的安定。倒有些诗句略略透苦涩的心境，如“卧病苦为无爪蟹、逢人不作附膻蝇”似乎在说：我被骗得好辛苦——从荣庆上，可剖析中国知识谱系的问题。荣庆读书不可谓不勒，品德不可谓不，《清史稿》称他“持躬谨慎”亦非虚誉。但他为何落得无所作为、对国计民生‘脚跟不见五指”的下场？可见，中国的“知识”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

在中国，官僚与文人是合一的，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说“中国的官僚一般被看作是更广泛的文立群的一分。”艾氏认为，作为英群，文上的存在取决于统一帝国理想的保持；其活动与官僚及行政机构密切相关。在荣庆的日记中，我看到了一枚币的两面：一是上衙门，办公开，应酬师友同僚；另一方面是逛琉璃厂买书，收集字画文，以风雅自许。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情趣捍卫了他的人格独立，相反，知识并没有被中国古代知识阶层作为维护自独立份的资源。归到底，中国的知识——经史集，都不备成为这资源的条件。知识把知识人演化成统治者十足的驯服工，很少有内在的自治或为不同阶层的人服务。

公允地说，荣庆在晚清的官僚中虽然辞不上李鸿章、张之这样的一人，也还是能归二人的行列。比起残暴昏庸的端方、赵尔丰、奕囫、铁良诸人来，亦要明许多。他虽然不是维新改良派，亦不是保守派。他读帼闻报》，与严复好，日记载“严幼陵到，送源富》译本，语多可采。”送族中后辈留学德国，病中服用洋医药。审批贵州学务的报告时，说：“变法不难，而变人心实难。”颇有见地。但是灵光一现，对整个知识谱系的病膏盲无力回天。荣庆自己也哀叹：“临文苦于识力薄弱，不能力持者实为不少。影装抱久，愧汗何如。…才不称位，学不济时，陨越之虞，终恐不免，书此不禁憬然…”

荣庆办的实本，乃是办学，他长期理京师大学堂，虽成效不著，然力甚多。1908年，学奏，次年开办分科大学，计经学、法政、文学、医、格致、农、工、商八科，开办费200万两。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师大前）。在京设立女师范学堂，暂招简易科两班。在这些方面，荣庆确实有其贡献之。

纵观荣庆日记，如读《镜缘》，老实官僚的老实笔墨，更增添了反讽的效果。船快沉了，他在船上不知怎么办才好——有人在给船打，让船快沉；有人在给船补，让船继续开走；有人去抢舵，想左右船的方向；有人去抛描，想使船停在原地；有人升起帆来，企图借助东风；有人把船上的品扔掉，企图减轻重量；有人放下救生筏，要偷偷地溜走…可怜的荣庆，官至极品，位极人臣，像鱼游于佛鼎之中，燕居于覆巢之内，手脚无措——因为圣贤没有告诉他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