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了中国文人的团伙。他们在舞，我们在上坟。后来，刘宾雁发表了他的第四次作协大会日记，讲舞星张贤亮怎样提议为‘大会工作人员’举办舞会，而实际上真正和大会工作人员舞了的只有他刘宾雁——那时，我们在上坟；九省回民不顾危险冲兰州，白布帽铺天盖地。我挤在几万回民中间，不知言语，只是亢奋。那一天被政府占的、穷人的救星的圣徒墓又回到了哲合忍耶派百姓手中。他是被清政府杀害的——声威雄壮的那次上坟，使我快乐地受了一的反叛之。”“张承志这段来被重视的文字，实际上已清晰地显示80年代中期起知识分的“反叛”已发生刻的分裂。所有90年代的矛盾与冲突，都能从80年代浑浊的话语中找到线索。“舞”与“上坟”都是极象征意义的姿态。两迥然不同的反叛行为，都极学内涵。我不得不佩服张承志这一概括的准确与妙，这或许是他的一直觉。刘宾雁选择的，是一世俗的、参与的、下降式的，迂回而又功能十足的反叛；张承志选择的，则是一弃世的、拒斥的、飞升式的，直接而又不胜收的反叛。刘宾雁的“舞”企图恢复被国家掠夺的公共空间，寻找一个人主的话语形式；张承志的主坟，则以彼岸世界为参照来提纯此岸世界，从而形而上的宗教境界。刘宾雁立足于“生”在享受官快乐的同时拓展个生存的自由度；张承志立足于“死”在拜伟大的死者的同时与质化的生存决裂。刘宾雁在舞中绝难寻找到“”因为舞在他不过是一手段；张承志的上坟却完全是为了上坟，他将上坟目的化，从而寻找到了“的反叛之”因此，在众生喧哗的90年代中期，张承志有资格宣布：“舞派”终于堕落成了小丑，而“上坟派”则升华为杀成仁的义士。

在把死亡当作医生这一上，张承志严然是一个“小费尔哈”费尔哈说过：“死是一切罪恶和错误、一切情和贪。一切需要和斗争、一切苦难和悲痛的否定、终端。因此，古人便把死称为医生。”为何把死称为医生呢？在《论死与不死》中，费尔哈有几句著名的诗：“它是地上最好的医生。这位医生，从来没有失败过。无论你们的病多么重肝他都会取得自然界的同意加以治。”当思考“死亡”这一领域时，讨论便很难再行下去了。死亡是人类的有限，把这有限当作医生，绝大多数有“生之依恋”的人都难以接受。张承志在此与自由主义者、存在主义者分场镇：自由主义者承认人人各有其价值，人人有其自由发展的生活方式，尊重生命的价值，在现世生活中追求幸福；存在主义者认为，人发现了荒诞，也就发现了世界，并从此与之共存，而自杀或杀人则是取消了世界，所以既不能自杀，也不能杀人，否则就意味着虚无主义统治了世界；张承志则认为，只有血脖教才能拯救堕落的人类，除了天堂便是地狱，没有中庸的人间，要天堂就得跪下去仰起脖，在等待大刀砍下的那一瞬间，让神获得永恒。

走向死亡，也就意味着走向宗教。宗教为死亡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中国历史上哪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不是打着宗教的旗帜呢？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杨秀清，装神鬼，颇类稽闹剧，背后却有极其刻的人类集无意识。法国历史学家吕尚在《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一书中谈到：“憎恶与恐怖导致暴动的发生，而持续的革命则需要宗教式的信仰来支撑。”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死亡，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戈塔尔博士何以会灭绝人地枪杀自己的孩后自杀，三岛由纪夫何以能用冰冷的军刀剖开自己温的腹。戈培尔博士将法西斯主义当作自己的“绝对真理”为了捍卫这一绝对真理的纯洁，血缘、亲情、人主义不过如鸿之于泰山；三岛由纪夫将皇民主义当作自己的“学之极致”为了验这一学极致的幸福，他能够轻而易举地战胜的痛苦和生命的眷恋。宗教层面的死亡学，其染力远非其他人文科学门类所能比拟。

令我松一气的是，死亡学仅仅是张承志的一策略而已。他依旧是一个对生命极为迷恋的人：要不，他何必为自己的著作在日本畅销而沾沾自喜，字里行间甚至“得志便猖狂”的心态呢？他兴致地跑到两脚动满街走的日本去推销峻的《红卫兵时代》，目的不为日元难是为了扬国威么？

上个世纪末，有一个孤独的读书人在面对吞噬着自己的黑暗而寂静的原始森林的时候，他的心情比张承志要沉痛得多。“世界变法之成功，必有人为之血。中国变法尚无血，血请自嗣同站。”谭嗣同果然走向广菜市。张承志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谭嗣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