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堪，令先生们的学生及学生的学生难堪。然而，难堪与事实真伪无关，它只能提醒我们：为了生存或更好的生存，必须付残疾为代价。杀是合法化的，被杀也是合法化的，指责谁的品德毫无意义，正如指责泥鳅为什么生活在污泥中。我所思考的角度是：污泥如何让泥鳅适应它，甚至一刻也离不开它。

在中国知识分看来，所谓“知识”便是“应帝王”的本钱。一代大哲冯友兰便是这样一个典型。在厂松堂自序》中，他这样评述自己的哲学观：“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实在论占优势…后来我的哲学思想逐渐改变为柏拉图式的新实在论。”畸形的文化造就畸形的学问，畸形的学问则导致畸形的用途。据说有一次蒋介石召见一批学者，每个人去谈几分钟，来以后学者们都没说什么，独独冯大大地赞蒋：“真英雄人也！”可惜英雄败走台岛，冯摇一变，又把奉为“领路人。”天地大境界，人生小舞台，可怜哲学家，侍奉江娘娘。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都是自阉与自之术而已，无论是读储刊还是说谢，都让我觉得风惨惨、透生凉，绝对找不到读古希腊罗经典著作，如亚里士多德的全集时的那觉——一清晰的逻辑、严密的系、超乎于功利之上的对知识的单纯的渴求，这一切都充满了刚之气，令人到一特别的温。我想起国社会学家西尔斯论述知识分本质的一段话：“在每个社会里，总有一些对神圣的事有特殊的，对他们所的环境的本质和引导他们的社会规律有不寻常的反思能力的人。在每个社会都有少数人愿意经常苦思冥想一些象征的事，这些事通常超越了日常生活的情况，并且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很遥远。这些少数人有一个需要，需要把这追求，表现在真挚的笔下对话中、诗歌中、雕塑中、历史回顾和写作中、仪式演和崇拜活动中。”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恰恰少了这少数非太监化的知识分。

既然魏连、范农们都逃脱不了太监化的命运，那么阿Q、华老栓们更是无知无觉地生活在庞大的“蚕室”里。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步，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餐。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猪。尽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场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就在他把片倒碗里的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瞪着那块小片，脸顿时苍白无人。当天下午，团支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瓢了一片冈，往后每次积极分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的刻内疚中，郁郁寡，一蹶不振，情大变。一个一片猪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人格的完整，批判的思想和创造生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待行为？本原因在于，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而无能却是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丧失了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的，而丧失了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自的病态人格，主与独立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压抑为基的理机制相连。杰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压抑产生僵化的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望。“禁锢大大地改变了在经济上受压迫的人的格结构，以致他的行动、觉和思想都违背了他的质利益。”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现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系统中越来越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一机械的方式改变。人在扼杀自己的生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赖希的观可以用一句俗的话来概括：生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