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份，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的局或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不同质的快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只有一步之遥，从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去势”成为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里的太监们的“命”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般灿烂的封法，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太师、束尚书、中极殿大学土、溢文忠，赠上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基。踞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里，他却是个连力士也比不上的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德的优劣、人格的低无关，一制的向心力、一文化的惯、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柳识分—一开价、改革及其冲击》中指：“中国知识分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字时，教育的活动往往是朝政治—一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骄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行为。这样的行为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艾森斯塔德接着说：“中国知识分各式各样的创造活动冲击了一般文化，而且相当的程度上持续地形塑了中国文化。其次，对社会制度架构的建立也产生了远的影响。然而，他们成为政策联盟的一员，丧失了大分权力基础，也丧失了从既存制度结构中改造的机会。”读书是为了官，官是为了发财；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一无论在制内还是制外，土人都以现存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土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情然们识，而澳，自矜有学”这毫无用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正如明人李刚主在《恕谷集·与方灵皋书》中尖刻的批评“宋后二氏学兴，儒者侵其说，静坐内视；论谈天…而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当明李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堂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喜“太监知识”的唯有皇帝，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岚，用“乾德”作年号，一位“知识太监”诚惶诚恐地告诉他，五代时蜀国有个亡国之君也用过这个年号，恐怕不太吉利。赵匡激重赏此人，并有慨地说：“以后宰相必须用读书人！”于是“知识太监”们向这位英明君主对“太监知识”的重视激涕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