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少。

在北京，掌握真理的不是大院里的官显贵，不是有万卷书的文人学者，而是租汽车司机。租汽车司机是一个动的原，与形形的人谈、契合或对峙。了解、观察。品评与味，此后反刍而的必然是真理。

想了解这个世界，其实并不难，上街与租司机聊聊就行了。

胡建学在泰安推《胡建学选集人不愧为孔故里的地方长官，比别的贪官污吏站得看得远，由“武功”上升到“文治”的境界。

这是令“传统文化”的人们欣的事情：孔思想，光芒万丈，照得贪官也形象大。别的地儿，能育这样层次的贪官来吗？

一旦情公众领域，它立刻沉重起来，成为包袱。

很喜北大的“勺海”掌大的湖，也敢称“海”！“勺”与“海”之间的差距形成大的张力，使这个词有了“动如脱兔，静如”的魅力。

一勺，何妨存烟波万顷之想？

人中的首恶，莫过于对同类的残忍。

知识分最大的罪恶，便是用“真理”来解释残忍。

中国的德是以不承认人的弱为前提的。

这样的德最终成为杀人的利。

不迫每一个学都成为思想斗士，但决不能扼杀那一两个想成为思想斗士的学。这是一个健康多元的社会应当遵循的一条原则。只有梁山泊才迫每个人都伙革命，只有法西斯才扼住每张想呼喊的。

尊重别人的选择，也定自己的选择。

想约师兄沈源写篇稿，纪念北大百年校庆。但他在回信中说“作为记者，我可能会去采访，但作为学生，我没有任何喜悦。年纪大并不能说明什么，有过自由思想更不说明什么，事实证明：往往是懂得自由的人在压制别人的时候就特别的起劲，因为他能从中获得别人不能理解的愉悦。”

把这样揪心的话写来，需要怎样的勇气呢？跟我一起在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军政训练的一名国政系学生，本科毕业后在某系当上了团委书记，顿时摇一变，从当年痛恨教官制的青年变成了趾气扬的官员，而且对付学生的手段比他的年过中年的前任要厉害百倍。鲁迅说得好：“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更无顾惜。”青年急着升官发财自然会不顾一切的。自由早已是昨日黄，不仅我不要自由，还不惜剥夺别人的自由。除了沈瀚兄所说的“愉悦”外，我想更重要的还是“”——从古以来都是需要用鲜血来染红的。

学术圣地向官场堕落，是社会整堕落的最后一步。

1945年11月25日的晚上，钱端升教授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草坪举行的时事论坛上，慷慨陈辞，反对内战，反对个人独裁。这时，国民党军队在围墙外打机关枪相威胁。钱氏仍然声演讲，与枪声相应和。

这一幕，理应是联大校史上最令人神往的一夜，它让我懂得了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是知识分的尊严。

思考死亡问题，对我这样的青年来说不太恰当。

当我读到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句：“我看见我的生命，你的死亡。我那在继续的生命，你那在继续的死亡”的时候，我惊呆了。生命和死亡都同时在继续着“我”很快就变成“你”了。

我第一次到了死亡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