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法，我也不以为然。申韩一派，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本，是为独夫民贼张目的鹰犬，他们何尝知什么是“法”？他们那里，哪里有古希腊的法的神。自由的神和权力制衡的观念？与其称之为“法”家，不如称之为权术家、谋家。

儒教徒都是书呆，书呆玩政治是玩不转的。政坛上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的都是谋家。只会注六经的儒生在朝廷里不过是一堆瓶。真正儒生当国的，二千年来不过只有王莽一人而已。

中国正统史家一向对签位者恶痛绝，沫笔伐，因此王莽也被史家五分尸，肢解得不成样。史书描绘他“侈困项，赤，大声而嘶”我认为是一派胡言。相貌凶恶到这样的程度，他焉得在朝廷里有升迁的机会？王莽的本来面目乃是一地地的儒生，是一个大学者。少年时代他即摈弃声犬，拜名儒陈参为师，折节向学，穿完全像穷书生。后人往往把王莽看作衷于虚名假誉的伪君，我看问题绝没有这么简单。他《周礼》来治国，确实是书呆的一厢情愿。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分析得颇为到：“他有很多我们今天视作离奇的办法，例如争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字公式用在真人实事上，以一象征的指示当作实际的设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注重组织的联系，这都与传统中国思想史有关。”王莽呆得有些可，他以为书上写的都是真的可以实践的准则，殊不知中国的经典全是骗人的鬼语，即使有二％的真话，也早就过时了。

公元8年，王莽废汉称帝，改国号为新。在位期间，实行“托古改制”将全国土地改为“王田”属朝廷所有，私人不得买卖；改官制为周制，复行五等爵；改革币制，立“五均六”在长安、洛、邯郸、临淄、宛、成都六大都市立五均司市、钱府官，行赊、贷之法，并掌价；设六之令，对酿酒、卖盐、铁、铸钱以及从名山大川开采资者，统一由朝廷征税，颇有些“初期社会主义者”的气派。当改革失败，形势恶化时，王莽忧烦不能，倦则凭凡而寐。大司空崔发提：宜哭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群臣至南郊，仰天大哭，伏而叩。我相信王莽的痛哭是真诚的：我全照着圣人的话来，为民众谋福利，为何落得这样的下场？老天难不因我之泪而动吗？

黄仁宇总结说：“王莽手低，只能宣扬天下大局应当如是，事经常文不对题，可能被他自己的宣传所蒙蔽。”他的下场是极其悲惨的：为商人杜吴杀死后，军人分其尸为数十段。传莽首于宛时，百姓共击之，或切其。

这就是最明的儒生治国的成就。

所以，我认为中国并非儒生之天下，而是谋家的天下。被史家称为“玩权术与沽名钓誉之徒”的王莽，骨里仍是儒生。真正的谋家，对这样败名裂的儒生是看不起的，他们才是成功者。如刘、李世民、朱元津辈，都是不太读书的人。这也应了泽东的名言：“读书多的人，把国家搞不好，李后主。宋徽宗、明朝的皇帝，都是好读书却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的人。”

最肮脏的政治，需要最肮脏的心灵去周旋，孔的徒徒孙们缺的就是这一。

北京街，常有豪华车队在一路红灯中疾驰。前有警车开，沿途警拦下其他车辆，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北京官云集，京城百姓以目睹这样的场面为骄傲于其他城市市民的本钱。

常看到父母亲带着孩立于旁，目睹车队经过时，父母亲苦婆心地教育孩：“你长大了要是能到这一步，爹妈死也瞑目了。那场面，那阵势，啧啧…”小孩眨着睛，一副心领神会的表情。

这时，我宛如生活在中世纪，听见那西楚霸王大叫“富贵后不衣锦还乡，如之奈何？”又看见汉祖浩浩的还乡队伍，刘已然是汉祖。这个千年帝国的步小得可怜，既然挪动一张桌也要血，那就不要挪了。对权力的拜，从古至今没有什么改变，甚至越演越烈了。

如果每个聪明的小孩都把拥有能闯红灯的大轿车作为人生哲理只是丽的字，挂在天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