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梁相互之间怀着敬畏的情，他们把对方作为一面镜，在里面看见了自己的形象。

蔡元培聘陈独秀更是一段佳话。据汪孟邹回忆说，1916年年底的那些天“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候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就招呼条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给他坐在房门等候。”

陈独秀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衔，蔡元培为何力约他任文科学长？蔡说“翻阅了《新青年》，便决意聘他。”陈起初回绝说：“不，因为正在办杂志…”蔡说：“那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好了。”

这就是蔡元培的伟大。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不过是想让诸葛亮帮他个人打江山，蔡元培请陈独秀，却完全是为了办好北大，境界刘备岂止十万八千里。我遥想蔡校长默默地坐在旅店门的那些清晨，心里乎乎的。这位前清翰林、光复会领袖、留洋学者，坐在简陋的木凳上时，在想些什么呢？北大就像是将要生的孩，在他淡淡的、宁静的微笑里育着。光的影在窗格上悄悄移动，先生从沉思中醒来。

北大有过许多任校长，留名者寥寥。蔡元培获得所有人的敬重，原因肯定不简单。时下，我在学校里常常看见某些九品芝麻官甚至不的办事人员也对教授阿责有加，我就想：北大离“北大神”已经很远了。北大，不再是教师和学生的北大，不再是知识的北大，不再是人文的北大；北大，变成了权力的北大，资历的北大，生学和计算机的北大。

那么多的老师和朋友跟我讲起蔡元培。其实，大家都没有赶上能够谛听蔡校长的教诲。

潘光旦是一个被遗忘了许多年的名字，因为心理学是一门被权力驱逐科学领域的学科。直到80年代《心理学》重版，我们才知蔼理斯的译者是潘光旦。宿舍里，每人的床都有一本《心理学》。

1966年的那场大风暴里，潘光旦却被辱骂为“氓教授”红卫兵命令先生到清华园一角除草。先生以衰老之年，残废之躯，无辜成为暴力的实施对象。独的潘先生因不能像正常人蹲踞工作，曾恳求携一小凳，以便于坐，竟遭到昔日的学生惨无人的拒绝。先生曾有著名的“从游论”认为教育乃是大鱼引导小鱼游，此时当是何心境？他被迫坐于的地上，像畜牲一样爬行着除草。1967年5月，先生病重，膀胱及前列发炎，小腹胀如鼓，便溺不通，不获医治，惨痛哀号数日，于6月10日惨死。

在这桩悲剧里，被害人和害人者的界限应当格外分明。但我没听说哪个学生的忏悔——他们只是说自己当年太天真，被欺骗了。

许广平有一段回忆鲁迅的文字：他不兴时，会半夜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他的时候，更会像野兽的所养大的莱漠斯一样，跑到空地里去躺下。至少或者正如他自己所说，像受伤的狼，跑到草地去添自己的伤，走到没有人的空地方蹲着或者睡倒。有一次夜饭之后，睡到黑黑的凉台地上，给三四岁的海婴看到了，也一声不响地并排躺下。

这样的场景是令人无法忘怀的。现在喝酒的人，大抵都是因为快乐，官僚和商人们以上千元一瓶的人豪饮。然而，这仅仅是价格的低而已，他们跟猪圈里喝的猪们没有什么区别。真正的饮者乃是“刀断更，举杯消愁愁更愁”是曹、是刘伶、是李白、是东坡、是鲁迅、是郁达夫、是金庸古龙小说中的大侠们。酒之诞生，乃是源于人情的脆弱。真正喜喝酒的人，在喝酒之前就已经知酒什么也改变不了，对酒并不抱什么希望，因此永远不醉。

在1997年3月27日的《文艺报》上看到这么一则消息：云南省作协召开“三大件”文学创作选题论证会。据报说，云南作协向全省作家征询未来一到五年的创作规划，各地的作家都报来了自己不同门类的创作计划，省作协在既要突主旋律，又要保证各风格、题材的文学作品百齐放的前提下，结合老。中、青三代作家的比例和民族作家的分布情况，确定了首批参与选题论证的19位作家。

这则报比《聊斋志异》的故事要彩许多。经济都已经是市场经济了，文学还在“计划——里鬼打墙。照年龄、照民族，确定比例来挑选作家作品，是对文学本的羞辱。作协领导的用意是良好的，现在不是在宣传扶贫么，文学也应该扶一把，挑选一批作家重扶植，岂不能“多快好省”地作品？

可惜创作不是母下。第一的作家往往都是“扶不起来的阿斗”

燕园旧事。有的旧事仿佛海市蜃楼。旧事我都没有经历过，是听学长们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