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阻碍了中国的步？而且，世界上别的国家受难之后，很快能复兴，为什么中国不能？”

司神父思如泉涌，情澎湃，表现他对中国观察之，对中国人寄望之殷。听到我提这个问题，他一气提了下面几个看法。

他认为中国复兴得慢，起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人只有家的观念，没有国的观念，中国人的德、忠诚、心、保护力，都以家为目标，一切努力，到此为止。

司神父说：“中国人的心目中，国家是一收税的机，也是一剥削人民的机。因为，在上位的人不人民是怎么过活，他本是这机的受益人；在下位的人民，是这机的被剥削者，他没有办法抗拒剥削，变成一恶循环（ViciousCircle）。”

“你会不会太悲观了一？”我问：“你不觉得我们在步？”

“也许是有悲观，但大致上说来，我觉得中国步得太慢。至少，中国人对国家的观念，到目前仍是一成不变，”司神父心情沉重，说“中国有些在上层领导的人，本是个好人，可是，他们就是不懂别人是怎么活的。这上下层人不能沟通，是很可悲的。又有些人，从贫穷，但，一旦当权之后，不但不再设地，站在原来自己那个阶层发言，甚至，故意不提自己的，反而认为穷人是懒惰、活该。”

司神父引用自一个例证，说明中国人很怕面对自己的弱。他从书架上拿一叠资料，翻一篇台北一位名诗人杨君的诗，拿给我看。“我知他，杨君是他写诗的笔名，他姓王，曾经在台大…”我的话未完。

“这是一九七六年，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时写给我的诗：《献给一位比利时汉学家》。因为，他当时需要一份教职，要我介绍他到华盛顿大学任教，本来他对我很尊敬，也很激。但，有一回，他在课堂上讲授诗歌，他的学生对他的讲法有疑问，转来请教我，而我的讲法和他有所抵，从此，他就不再理我了。这次在我来台湾之前，曾写信给这位先我回台任教的诗人杨君，他竟不回我的信，那么，使我觉得他以前的献诗是一伪造的作品。”司神父一面说，一面挲着杨君写给他的诗，我接过来，看到诗句中说———

你看到每棵树都在长大繁荣枯萎

而且互相支持着护卫着

我觉得到，这位曾经受过司神父推荐的中国诗人杨君，已经在司神父的心中枯萎了。

司神父忽然振作地说：

“我们再来谈国家问题吧。”

“第二，中国文明发展到清初，达到了极，自以为四海之内，惟我独尊，闭锁的心态使中国对外来的一切，毫无心理准备去接受，老大与僵固，封锁了中国人向外学习的能力。

第三，中国人被船炮利的事实说服，发现必须向西方收科技时，中国在内政上矛盾与冲突百，在派人到西方学习科技的主张上，也缺乏一统一的政策。和日本相比较，日本可就有计划得多。他们一旦认定这是生存之，上选派最好的人才，到西方去造。”

“我亲看到那时被派到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司神父说“有些资质不好，通不过考试，被学校淘汰，却从此居留下来，中国政府没有想办法更换。日本则不然，日本在选派人才时，十分严格甄选，一旦在外成绩不佳，上另派人来替换，而且，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国建设。中国的留学教育，就缺乏这样一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