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途，教育局何须规定。”文中有一段芳千古的话，她报曰：“据了解，台北市某著名国民中学一位男老师，他的‘教鞭’和‘教学’同样有名，上课的第一天即在教室中安置好藤条（柏老曰：好一个大刑伺候的场景），然后和学生约法三章，每次考试距离标准成绩几分，就打几下。结果，这位老师的班级，成绩总是特别好（柏老曰：也就是升学率）。他的大名全校响丁当（柏老曰：他如果在讲台摆上钢铡，大名丁当地恐怕能响到敦），学生都期望让他教（柏老曰：这得作一个科学调查才算数，不能用文学的笔法），许多毕业后的学生怀念的竟是‘排队打手心’（柏老曰：刚考上联考的老爷老，还可能有此一念。以后下去，恐怕不见得），足见实施罚与否，并不重要（柏老曰：在该响丁当的教习看，恐怕是实施罚十分重要），重要的是罚所带来的意义。”

这段文章是酱缸文化的特有产品，远在一○六八年宋王朝，这产品就已经上市。当时皇帝小上课听教习讲书，是坐着的，教习却像跟班的一样站在一旁。宰相兼皇家教习王安石先生尊师重，建议应该也赐给教习一个座位。消息传，酱缸立刻冒泡，大臣之一的酱缸蛆人吕诲先生，好像谁踩了他尾似地嚎叫起来，提杀气腾腾的弹劾，曰：“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以显示教师的尊严。既不知上下之和，也不知君臣之份。”

呜呼，古之时也，有些教习以站着伺候为荣。今之时也，有些学生以“排队打手心”为荣。记得一九一○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初，一个遗老爬到县衙门前，雪白可敬的，教他的家人打了一顿板，然后如释重负曰：“痛快痛快，久未尝到这滋味矣。”这比打手心的涵义，就又一层。

百思难解的是，在中国何以不能断？中国文化中最残酷的几项传统：其中给女人缠小足、阉割男人和罚，都已被革掉了命。教育严禁罚，是它所作的少数正确决定之一。想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竟面临挑战。问题是，羞辱就是羞辱，只有脑髓的人，才会怀绝技，把羞愤当作荣耀。有英勇好战型的人不足奇；有吕诲这样的人，有甘于“排队打手心”这样的人，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危机。如果这羞辱竟能变成荣耀，则世界上本没有荣耀矣。被羞辱而又其乐陶陶，如果不是麻木不仁，就是故意打虎，包藏祸心，再不然，准是天生的才或才胚。

主张罚的朋友，调只要有心就行。呜呼，心，心，天下多少罪行，都披着心的丽画。父母为女儿缠小脚，为了她将来好嫁人，是心。“君父”把小民打得破血，为了“刑期无刑”也是心。试问一声，教习对学生，一板是心？十板一百板还是不是心？报上说，教习把学生三个耳光打脑震，他同样也持他是于心。分际如何划分？内涵又如何衡量？的教育中绝对没有“修理学”镜。至于“适当”啥叫适当？谁定标准？又用什么鉴定？“只要不造成伤害”事实上，任何罚都造成伤害。好比说，只要不造成伤害，就可把手伸火炉里，这话比胎漏气的声音还没有意义。任何人在开揍时，都先要肌扭曲，目眦俱裂。而这邪恶的神情和中冒的凶光，还没有动手，就已造成伤害矣。再加上所展示的绝对权威的情蹂躏，像教孩自动伸手待打，那本没有，只有恨──双方面互恨，因为那是一人格上的凌辱。

一旦学生对“排队打手心”都不在乎，羞耻心便然无存，罚也失去被认为“好”的一面的意义。考试有标准答案，不合规格的就要受到暴力镇压，孩们的自尊、灵和最可贵的想像力，恐怕全斫丧。至于有百分之二十九的教习，因为教育严禁罚，就“心灰意冷，不教学生”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文化人，如果不准他施展把学生打得鬼哭神号的手段，就束手无策，怠工弃守，教育应请他们卷铺盖走路，介绍去赌场当保镖。

先生没有力量反对百分之九十一、百分之八十五、百分之八十。但我老人家可要向那些不甘受辱的学生老爷，提个秘密建议，如果打到你上，你虽不能起而抗暴，但你应该跟先生对侯仰民先生一样，记恨在心，来一个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有些好战分的教习，可能发狠曰：“我就是打啦，十年后见。”对这地蛇，你就更应该永远不忘，给他来一个真的十年后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