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首长，但却是一个最职位，可称之为宦官之王。原因很简单，他负责伺候皇帝，并担任皇帝和内阁间的跑工作，最接近权力杖。大学士签注的意见，必须司礼太监先看过，才能到达皇帝面前。皇帝批示时，司礼大监有机会随时参加意见。举一个例，可以说明司礼太监的关键。置。第十一任皇帝朱厚照十五岁即位，正是贪玩的年龄，司礼太监刘瑾，每乘他专心游戏时，请他批阅奏章，朱厚照就大怒说：“你不会代我批吗，我用你什么？”刘瑾正是要小家伙说这句话，然后他的批示即获得法律据。于是司礼太监成为皇帝助手，大学士反而降为司礼太监的秘书，司礼太监命他如何签注意见，他只有照办。到了以后，连大学士都由宦官推荐，绝对专制的弊端，全现。

英国于一百年前，即建立国会，约束君主权力。中国却恰恰相反，君权更加壮，这是明王朝加给中国人的不幸。

七大黑暗时代

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时，开始由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学兴起时，开始沉淀。本世纪（十四）末期，这河终于淤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哀的时代。

明王朝使中国文化淤成为一个酱缸的工有二：一是文字狱，一是八文。

文字狱属于诏狱的一，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解释，而在当权人主观解释。文字狱的本就是当权人作贼心虚的一反应，越是心虚，越是神魂不宁，听到别人说“亮了”他就肯定是讽刺自己的秃，因而恼羞成怒。于是知识分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一纯属于文字的灾难。——因而我们想到仓颌造字时，神鬼曾经夜哭，不知是不是这个缘故。

现在举例说明：浙江（杭州）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斩；北平（北京）府学教授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斩；桂林（广西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斩；这些句里的“则”本是“法则”和“标准”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释，当时江南方言“则”与“贼”同音，朱元璋认为显然是讽刺他作过小偷的往事。尉氏（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有“乾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许无斩。这一批人都是地方学校教师，只不过代地方官员撰写奏章，竟招来杀之祸。当然，文字狱不限于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对印度僧释来复最为礼敬。释来复告辞回国，行前写了一首谢恩诗，诗中有两句：“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意思很明显，他生在异国（殊域），自惭不生在中国，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歌颂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释不同，他说：“殊，明明指我‘歹朱’。无德，明明指我没有品德。”于是释来复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斩。

文字狱是围堵，八文是钓钩。

科举制度到明王朝，只剩下士一科，并分为三个阶段完成。县级考试（县试）录取，称为秀才，即初级知识分。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省级考试（乡试），录取后称为举人，即中级知识分。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由教育（礼）主持的中央级考试（会试），录取后再参加由皇帝主持（实际上由宰相或宦官主持）的最考试（殿试），录取后称为士，即级知识分。明王朝跟宋王朝一样，有一项不成文法，非士，不能担任宰相（大学士）或长级级官员。

科举对知识分的重要，至为了然。它是知识分唯一的路，汉、唐王朝时还有学校一途，明王朝则学校不过培养参加考试的人才。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朱元璋更规定考试范围，以《五经》、《四书》为限。《五经》、《四书》，又以理学学领袖人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本世纪（十四）八十年代，朱元璋更特别颁布一试卷格式，规定应考的知识分遵守。下世纪（十五）初期，第三任皇帝朱棣，一步加以约束，规定使用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