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现在政府用低利放贷款，阻了他们的兼并之路，自然愤怒。像“免役法”过去实行“差役法”时，士大夫家本不服劳役，筑城筑路以及地方供应任何劳役，征调民夫时，全由平民承当。现在把这他们一向轻视的劳动加到上，使他们与平民相等，自然更怒不可遏。他们当然不会傻到明目张胆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呐喊，但他们却可以为维护“祖宗法度”而呐喊。不过，在情急的时候，也会忍不住嘴脸。有一天，当赵顼告诉文彦博，人民都迎改革时，文彦博反问：“陛下，你是用士大夫统治国家？还是由小民统治国家？”赵顼顿时不能回答。

到了最后，旧党更渗透到皇之中，使赵顼的老娘太后也站在他们一边，不断向儿警告：新法祸国害民，祖宗法度不可轻改。事实上新法本也碰到了无可挽救的困难：一是，本世纪（十一）七十年代恰巧发生一连串旱灾，在旧党策划下，开封安上门理员（监安上门）郑侠把饥民亡情形，绘成图画，呈送给赵顼和他母亲太后，宣称这就是变法改革的结果，如果不上停止变法改革，旱灾还要扩大，饥民还要增多。另一是，王安石没有力量把反对新法的旧党逐政府，更不要说全清除。他得不到公孙鞅所得到的支持，皇帝赵顼无法宋王朝立国的传统，他只能把旧党贬中央，贬到地方上担任地方政府首长，不能把旧党全贬为平民。问题就发生在这上面，因为新法所有的改革，要完全靠地方政府执行。于是呈现一只有卡通影片上才有的奇异场面，即由一批反对新法的人，负责执行新法。不可避免的，他们用方法加以破坏，故意迫使农民痛恨新法，以证实新法的罪恶。

一○七六年，王安石终于下台，他只当了六年宰相。他辞职后，由他的助手吕惠卿继续主政，然而不久被攻击去职，只靠皇帝赵顼一人持下去。一○八五年，赵顼去世，十岁的儿赵煦即位，祖母太皇太后临朝执政。她立即召回被贬到洛的旧党领袖司光担任宰相。刹那间，变法停止，改革停止，所有的新法新制度，全撤销，一切恢复原状，即韩琦所呼的原状。

司光是当时知名度极的士大夫，除了“濮议”使他名外，他所主编的《资治通鉴》——从纪元前四○三年到纪元后九五九年，一很详细的中国政治编年史，一直到二十世纪，这大约六百万字的著，仍是最有价值的史籍之一。在这著中，司光要求国家领导人，必须有伟大的襟，以采纳不悦耳的意见。他给人的印象是，如果他是国家领导人，他必如此，因为这是正确而荣誉的路。可是，当他一旦接到实际大权，他不到他所要求别人的。权力像试金石，立刻使他暴刚愎自用的格。当他决心撤销纵是旧党也不得不承认是最好的改革“免役法”时，苏轼再三力争不可，司光大怒，苏轼说：“从前常听你称赞某人犯颜直谏，某人据理力争。今天你刚当宰相，就不准别人开。”另一位大臣范纯仁（他后来也当宰相），也认为“免役法”已获得一致拥护、只不过少数权势人家不便，万不可改。司光立刻翻脸，范纯仁说；“你如此声俱厉，不过堵人的嘴，使人不敢开罢了。凡事应虚心地听听大家意见，不必一定谋从己。”但这一切不足以动摇司光走回路的决心。

九旧党的分裂

司光于当宰相的明年（一○八六）逝世，他的继任人选继续他的政策，而且一度企图屠杀新党。－○八九年，已被贬为邓州（河南邓州）州长的新党前任宰相蔡确，在游安州（湖北安陆）风景区车盖亭时，作了一首诗。旧党立刻挑拨说，它是讽刺正在当权的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受了刺激，立刻像一母老虎般地大怒起来。幸好有人恐惧大规模血的镇压可能招来大规模血的报复，才改为从轻置，仅把包括王安石在内的三十余位主持变法改革的人，列为“党”公告全国皆知。蔡确则贬窜到距首都一千五百公里外的新州（广东新兴），死在贬所。

这是旧党猛扑的xdx。

然而旧党内却适时的分裂，使他们的力量不能集中。导火线与司光之死有关。当司光死讯传来时，政府官员正集参加一项庆典。大家认为应该上前去吊丧，只有皇家教师（崇政殿说书）程颐反对，他说：“孔丘说，哭的那一天不乐。”有人驳斥他：“孔丘并没有说，乐的那一天不哭。”苏轼在旁幽了他一默说：“这都是西汉王朝死鬼叔孙通发明的怪礼。”程颐不能忍受这奚落，决心报复，命他的学生贾易、朱光弹劾苏武在主持国立图书馆官员（馆职）考试时，所的题目，故意诽谤政府。这弹劾引起反应，苏轼的朋友孔文仲也弹劾程颐污秽险。是五鬼之魁。于是旧党遂分裂为下列三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