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发生推动社会的力量。

传统的贵族统治在迅速崩溃，平民中级知识分的地位在国内和国际，开始成为政府的主要支。以致各国君主都以延揽他们作为重要的国策。齐王田辟疆，当他在位的八、九十年代期间，在首都临淄（山东淄博东）稷门附近，建筑一个庞大的国际学人区，称为“稷下馆”专用来招待各专家。这个稷下学人区中，街宽广，楼厦相连，每位学人都有一份等于政府国务官（大夫）的薪俸。所以在本世纪（前四）后期，齐王国的文化准最，人才最盛。

学术不但已获得自由研究的环境，也获得社会的尊敬，各家各学派都有突飞猛的发展。我们无法详细叙述，因为它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华，大黄金时代的主要成就之一，有千万专门著作表达官。我们只能的介绍在本世纪（前四）后期现最有影响力的三位，作为代表。

这三位是：儒家孟轲、家庄周和诗人屈原。

孟轲，邹国（山东邹城）人，鲁国三桓之一的孟孙的后裔，是孔丘的第四代门徒，属于稷下学人的行列。他富有财产（这财产来自于隶或来自于土地，还不得而知），生活豪华，当他游说各国时，乘车数十辆，仆从和门徒百余人，声势夺人，纵使宰相巡，也不过如此，这跟苏秦、张仪以及其他平民的贫穷学人，迥然不同。

儒家学派的理论系，发展到孟轲而完全成熟。修正是有的，如孔丘的正名主义在孟轲学说中已被贬为次要，因为贵族没落，平民（包括隶）升起已成定局，把“楚王”正名为“楚”的时代已经过去，再不能维持固有的名份了。但孔丘的崇古神，孟轲却全继承，而且更发扬光大。

孟轲最主要的政治思想，是分辨“义”、“利”即持一切以仁义为基本，烈地反对功利。我们不能单凭字典上孤立的解释去了解仁义功利的区别，必须在实践中去了解它。

纪元前三二○年，孟轲晋见魏王国国王魏囗，魏囗问他说：“你老人家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利于我们国家的吗？”孟轲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只要说仁义就够了。大王说：‘怎么利我的国家？’大臣们说：‘怎么利我的家族？’平民说：‘怎么利我自己？’上下都争夺利，你的王国就危险了。万辆战车的王国，杀他君主的，必是拥有千辆战车的大臣。千辆战车的王国，杀他君主的，必是拥有百辆战车的大臣。假如大家只讲仁义，不讲功利，就不会有这事情发生。”

魏囗当时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孟轲在魏王国的游说彻底失败。

从上面这番说话可看孟轲反对功利，但他的仁义理论却仍然建筑在功利的基础之上。孟轲又说：“为国家开辟上地，充实国库的人，现代人称他们是英雄，古人称他们是民贼。为国家缔结联盟，攻战必胜，现代人称他们是英雄，古人称他们是民赋。”这民贼必须排斥，于是孟轲声言：“勇敢善战的将领，应死刑。能广结盟国的外家，应次一等的刑。垦荒拓地的移民，应再次一等的刑。”孟轲这段话，可能是对某一特定的事情有而发。但一旦实行起来，结果将是一悲惨的场面，那就是：为国家图富，为人民谋福利和为抵抗侵略，捐躯战场，折冲国际的英雄和外家，都成了民贼，要被铲除。

崇古是儒家的中心思想，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九十年代时，滕国（山东胜州）国君姬定公逝世，他的儿姬文公即位，向孟轲请教：他应该为他的国家些什么？孟轲指示姬文公首先应该“服三年之丧”必须为死去的老爹穿三年孝服，在此三年期间，不准吃饮酒，不准听音乐，不准跟妻同房，不准参加任何社活动，不准理任何公私事务——这一项最重要，一理公私事务，便是功利，不是仁义了。更不准从事任何劳动，只准穿布衣服，盖布被。睡在草地上或木板上，专心专意的悲哀，最好是悲哀到骨瘦如柴，吐鲜血，或昏迷不醒。这行为被称为“孝”是达到仁政的必要步骤，也是仁政的表现，国家由此即可治理。

但孟轲的基本思想是民本主义的，他严厉地谴责暴君，他认为暴君并不是君主，而只是一个“独夫”人民推翻他、甚至杀掉他都是合理的。——孟轲这突破时代的主张，曾引起以后很多帝王的不悦，直到纪元十四世纪末叶，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还为了孟轲这激烈的思想，大发雷霆，下令把孟轲逐圣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