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台湾政客朱正说蒋经国“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国家领导人”这些不实的谀词，究其原始，都和蒋经国的“亲民‘秀’（Ｓｈｏｗ）”不无关系。而这一“亲民‘秀’”正是蒋经国搞个人崇拜的现说法。

蒋经国搞“亲民‘秀’”可算是他一生最彩的演。他光在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一的四年间，就下乡一九七次、“与民同乐”一五五天。细举例，像开东西横贯公路，他亲自山二十一次；像盛产西瓜的丰田村，他连续五年来个五访；他一会儿到南佛光山四度莅临；一会儿又到北唐山木行登门谢。…歌功颂德者连篇累牍的称蒋经国这为政之，殊不知这是为政的小而非大。中国政治哲学的为政大是：《淮南》所说的“重为惠，若重为暴”“重”是不轻易，统治者要不轻易施小惠，一如不轻易坏事一样。统治者要节制自己，到“无智”、“无能”、“无为”的三无。“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正因为统治者自己不显聪明、不炫耀能力、不捞过界下决定，这样大众才能发挥他们的责任与才、才不才。但是蒋经国却一反其，他要亲施小惠，并且政由己。结果呢，一个七层慈云讲寺算不算违建、一片九孔养场该不该拆除、一次中秋节应不应弹放假、一家小琉球发电厂要不要抢救整修，都要“领袖”说了算，到来“领袖”永远是“一生劳瘁”、“力疾从公”他累得要死，手下才却闲得要命。

汉朝皇帝向大臣周问行政业务，周不清楚，又脸红又汗，表示惭愧；汉朝皇帝向大臣陈平问行政业务，陈平坦然说不知，说这些细节去问专业的行政人员好了，不必问我，我是大臣，是大事的。陈平不但不脸红汗，并且怡然自得。陈平是国家大臣，大臣怎么能事？事，自然就影响到办大事的时间与力。蒋经国生前四度访问基隆市仁三路的奠济，并且和住持下过两次棋，这是什么？一座小庙，值得这样探求民隐，才能了解吗？民隐并非不可探求，但是这样频繁、这样毫无章法，不是“秀”又是什么呢？纪录上说蒋经国在开东西横贯公路时候“亲冒危险，荒山，披荆斩棘，风餐宿去勘察路线”其实这是一名区区公路局工程师的事，何劳“大政治家”亲自？如果这样为政算是正，试问一朝“反攻大陆”、“光复大陆”了，可怎么办？占中国千分之三的台湾，建设起来，蒋经国都要神鬼没的穷忙至此，一旦千分之九百九十七的来了，再躬亲细务而能分有术者，岂可得乎？何况，蒋经国这为政之，如真能解决问题也就罢了。事实上，他在一九八Ｏ年永安煤矿灾变时挨家挨去致哀问，八年后的矿工依然悲惨；他在一九七二年女票据犯代夫坐牢时慈悲为怀去下令改善，十五年后的女囚犹在牢中。多时间去上山下海“亲民‘秀’”何如关起门来多亲民事？问孤苦不如解决问题，蒋经国的勤政民，其去伪善也，又几希？

我们的结论是：蒋经国瞎忙了一辈，却从来不懂经国之。如今他死了，丘宏达说“乃是国家一大损失”真不知“国家”“损失”了什么？一九五Ｏ年，蒋经国说：“复兴活在中国，失败死在台湾。”他如今死在台湾，证明他一语成谶，也证明他的失败属实。这四十年，蒋氏父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可以从容建立自由、民主的橱窗，可是他们太自私，结果先死后死，都为天下笑。一九五八年蒋经国说他们“绝不会重走郑氏当年失败的旧路”其实他们还不如郑成功，郑成功至少反攻到南京、至少传位到第三代。蒋经国宣布“未来蒋家的人不能也不会担任总统”一时传为谈，但他为什么不使自己不第二代的总统？那样岂不更漂亮？他有四十年的机会、又有三十年的机会、又有二十年的机会、又有老死后十二年的机会，他都执迷不悟，失掉了。最后以垂死之人、无望之语，纵属临终悔罪之言，难逃历史无情的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