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用茶，五时半在杜鲁门书房谈话，不到六钟就已结束，连晚饭都没有，与上次吃住在罗斯福的白，不可同日而语。她走来，在众目睽睽下“神严峻，冷冷一笑，给人的印象是会谈没有成就”(顾维钧语，见其《回忆录》第六册，页五七四）杜鲁门退休后述，提及此次会见说：

当一九四八年我仍是总统的时候，她来国要求更多的“施舍”(ｈａｎｄｏｕｔｓ）。我不像罗斯福那样住在白，我想她颇不兴，但我一也不在乎她兴或不兴。(ｌｌｅｒ，Ｐｌａｉｎ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Ｐ。２８８）

顾维钧说，蒋宋龄此行“没有成就”何止没有成就，简直是灾难的失败。情况已经显示，就蒋介石的对关系而言，宋氏兄妹已不再是一“财富”而是一“负担”宋龄于杜鲁门不愿再次见面后，悄然离开华府，隐居在纽约长岛的孔氏豪宅，直至一九五Ｏ年大陆尽失后，才回到台北，与夫君重聚。

杜鲁门政府不愿提供更多援助，因知已无济于事，真要救蒋，只有卷中国内战。蒋介石在抗战期间不许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而今竟积极要求国派遣级将领指挥国军剿共，国亦曾考虑派麦克阿瑟将军(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ｏｕglａｓ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来华。蒋介石为了“救命”要军介的意图已十分明显(见司徒雷登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十日致国务院函，谓蒋愿将全权力给方来企划、监督与执行，函载Ｒｅａ&Ｂｒｅｗｅｒｅｄ.，ｔｈ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２４２），方初犹豫，敬谢不，事机亦稍纵即逝。在六十年代，国为了阻止共产党，派遣了五十万军到越南。杜鲁门没有在四十年代兵中国保蒋，除了时、地、人诸多不同因素外，歇尔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到过中国，与中共有所接，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他虽然反共，但确知蒋介石的失败并非苏俄的谋，而是中国内的力量。如果国介，无异把所有的中国难题一肩挑，如歇尔本人所说“实际上势必准备接收中国政府，无限期地投大量的军事力量与经济资源”故认为“如此大规模的投和消耗，明显地与可能获致的结果，完全不成比例”(参阅Ｍａy，ＴｈｅＴｒｕｍａ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Ｐ.３0，８１—８２）国人视越战为一场灾难，他们应当谢歇尔阻止了更大的一场灾难。如果真的发生，可想而知，不仅是利的大灾难，也必然是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就此而论，蒋介石夫妇求救、救援的“失败”岂不正是中华民族的“成功”？

当尘埃落定之后，杜鲁门政府的国务院，国务卿已由艾奇逊(ＤｅａｎＡｃｈｅｓｏｎ）继任，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关于中关系白书。此一白书的用心，显然要回答日益涨的国右派抨击，乃用大批档案资料来说明，杜鲁门政府已用尽力气想帮蒋介石打败共产党，但中国内战的不利结果绝非国政府能够控制和改变，所以“失去中国”的责任主要应由蒋政权的腐败和无能来负担，许多良的械队很容易地就投降共军。这一被泽东证实：“中国人民解放军大的资装备，大分是从国帝国主义得来的。”(《泽东选集》第四册，页一三七二）换言之，杜鲁门尽力提供了军援和经援，无奈蒋介石是扶不起的阿斗，所以失败了，到一九四八年底连支持蒋政府的一纸声明也不愿发了。(见《中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页九Ｏ二）但是杜鲁门的用心显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卸下责任。蒋介石敢怒不敢言，史家陈寅恪有句曰：“可怜汉主求仙意，博得胡僧话劫灰”把杜鲁门比话劫灰的胡僧。国的右派讥“白书”为“漂白书”(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ｗａｓｈＰａｐｅｒ），泽东更借此大文章，指白书是帝“无可奈何的供状”自承“钱枪”由“蒋介石人”替帝打代理战争。蒋介石一直指泽东是斯大林的代理人，白书正好为泽东证实蒋介石是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选最后，蒋介石扶不起来，甚至要再代理人，老都不要他了。而泽东那边却发“向全国军”的命令，要“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