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无法期望国对华政策的大变动，其实杜威如果当选，是否真正会兵助蒋剿共，乃是一个大问号。不过蒋对连任的杜鲁门，所能盼望的，惟有争取更多的援，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蒋介石十一月九日的呼救电，就是在大选之后不久向杜鲁门发的，呼吁“加速并增加军事援助”甚至要求“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参阅《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页五二三），但杜鲁门基本上并没有因而改变既定对华政策。

当徐会战情况不利时，国国务院对蒋政权的态度已由鄙夷转为冷漠，认为蒋介石倒台将不可避免，而适于此时，蒋介石尚不知趣，还想派孔祥熙到华府他的私人代表、“太上大使”结果被歇尔认为“不妥”、被杜鲁门拒绝接见，终于无疾而终。十一月二十四日，顾维钧拜会杜鲁门，国总统比中国大使更知徐战况，说是国军三十二个师携带全装备投共。顾竟全然不知，后向叶公超询问才证实。(参阅《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页五四四至五五三）。

一九四八年年底，南京政府已呈痪之势，蒋介石原想亲自到国来求援，但杜鲁门并不赞成邀请，认为“看不此刻委员长怎能离开中国”(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页五六Ｏ）遂改由宋龄代表蒋介石来，但国方面持为私人访问。宋龄于十二月一日上午抵达华府。她此行的境遇与上次迥然不同，上次日本侵略军虽占据大片国土，他们夫妇受到国朝野的敬礼，视为抗日英雄，接待的盛况空前，而此行本不予官方接待，踉跄和难堪之情难以掩饰。她此行的真正目的，连大使顾维钧都搞不清楚，尚需猜测到底是委员长授意，还是夫人自作主张，甚至如谣传所说的一些古怪原因。诸如与丈夫吵架以及怕被共军俘虏等等。她向杜鲁门提的三要求：援华声明、派遣级军官、增加军援，已是连续的旧事重提，国政府不兴趣的态度，已甚明确。杜、蒋之间已难于异中求同，杜认为蒋不肯改革，援亦无益，蒋则谓没有援助，本无从改革，讨价还价全不投机。她若于行前行后好好与顾大使研商，了解华府情况，本不必多此一举，让杜鲁门说不，自取其辱。然而她抵达华府后，顾大使一再求见未予理会，更无机会向她细述“背景分析”最后在她赴白见总统那天下午，才约见顾大使，却板起面孔，原来是一个为孔家办事、在大使馆挂名为随员的黄仁泉被撤职之故。谈完话后，她起以“严厉的声调”向顾大使说：“黄仁泉将被撤职，是否真有其事？”然后一再反复说，只要她在国，就需要黄仁泉办事，就不让他被撤职。顾大使保证不撤销黄的职务，她才走客厅。顾大使得此“奇遇”忍不住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

我有这样一印象，就是她(宋龄）并不急于见我，因为她的心情不好，为她的使命和她遭到的冷遇到烦恼，也许还因为她的亲戚和黄仁泉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她对我的态度不那么友好和自然，和我们以前在各场合见面时都迥然不同。奇怪的是，在我们四十五分钟的谈话中，她一次也没有对我说她是怎样决定接受访使命、访的目的、委员长或政府的希望、歇尔将军的态度、她想象中援助的前景等等。好像她安排这次会见只是为了避免人们批评她不愿了解我提供的情报或意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页五七四）

顾维钧的透，很可印证这位贵夫人的任、不识大、假公济私，以及胡适之曾说过的“一虚骄之气”？选从她一下飞机就由歇尔夫人陪同，以及多次会见歇尔，可见她确想旧关系，毕竟氏夫妇曾在华一年，多少建立起一些私人的情，想凭其三寸不烂之，冰释蒋之间的“误会”让这位国务卿重视国民党危局的严重，在反共的共识下大力援蒋。但在歇尔的心目中，蒋介石的纪录实在太差，即使有私情的话，他也不会以私害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