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逐渐缩小其占据区域（如鲁冀边区、陕北边区等）。第三、绝共党在后方各省之活动。（唐纵《在蒋介石边八年》，页一三四）

蒋介石此方案，于一九四○年七月中旬提“提示案”亦“防止案”要有四：其一，将陕甘宁边区改称陕北行政区，限十八个县，暂隶中央政府行政院辖；其二，取消冀察战区，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区，并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其三，命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往规定地区之内；其四，第十八集团军准编为三军六师、五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参阅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其目的，很显然是想要严格规范共军活动区域与兵力，尔后加以防堵。然而在抗战期间，又如何来阻止红军的抗日，特别是敌后的活动？此时国际局势更加不利，越南、缅甸均遭封锁，使重庆更为孤立。不少人主张重新揭举孙中山三大政策，联苏联共，朱也通电此要求。（见唐纵《在蒋介石边八年》，页一四三）但蒋宁愿走另外一条路，暗中积极行蒋日和谈（参阅本书前一节），国共间矛盾更趋张。

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共军正在行百团大战时，蒋介石忽命何应钦、白崇禧联名向共军首领发皓电，指责共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不打敌人而并吞友军。据此限令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非奉命不得擅自越地境线外。蒋介石真正的心病则是，新四军所占地盘是苏、浙、皖三省的战略黄金地区，一旦战争结束，华东重镇很可能落中共手中，当然严重关切，一再跟驻渝中共代表周恩来涉，要新四军搬家。（参阅孟绝《蒋介石的报应——顾祝同大屠杀的结果》，页一至十）一个月后，朱德等共军将领发表佳电，一面揭反共谋，向国民党政治攻击；另一方面表示愿将新四军开往长江以北，向国民党军事让步。蒋遂于十二月九日以委员长命令发布手令，准予宽展时限，令江南之新四军限于同月三十一日前开到江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开往黄河以北地区。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则限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往黄河以北。（手令原迹见《苦心孤诣艰苦卓绝》，页二二四）可见蒋介石心积虑要把所有共军都赶到黄河以北去。到一九四○年十二月下旬，江南的新四军十万人已大都北移。

然而当剩下的新四军军及三个支队共约九千余人准备北移时，如照顾祝同画好的路线，就会走日军重炮的虎，于是周恩来向蒋要求改变路线，蒋佯允之，然而于一九四一年元月六日行至茂林一带时，突遭蒋介石嫡系队，由顾祝同、上官云相所辖的八万余众围歼，血战七昼夜之后，仅二千余人突围，其余四千余人或死或俘。军长叶被俘，参谋长（应是副军长、政治委员——编者）项英遇害。斯即轰动一时的“皖南事变”

本来在二年多前，泽东从军事和政治上大着，早已指示新四军尽快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周恩来还于一九三九年二月亲自向新四军传递“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一九四○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望叶、项英“率迅即渡江，增援皖东”三天之后，朱又再度电。但项英舍不得已经建立的据地，一心想“株守皖南”当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急电如火、磨刀霍霍，泽东更促叶、项尽速渡江，以皖东为据地。皓电发后，更明言：“如留皖南，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望考虑。”（引自黄开源等撰《皖南事变及其历史教训》，《安徽师大学报》（一九八一）三，页二十）叶、项虽于十月中旬派一个团北上至无为，但仍下不了北移的决心。项英仍屡向中央列举北渡的困难。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延安又致电叶、项：“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开动完毕。”十一月三十日，又电令叶、项：“现在开始分批移动，十二月底移完。”新四军到十二月三日才开始移动分非战斗人员，完全不知情况急，还梦想要国民党发饷弹后再开动。最后泽东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复电中，严厉批评项英，才于两天后立即北移，但又选择了错误的北上路线（详阅同书，页二十一至二十二），更加延误时机，并坠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之内，于一九四一年元月十四日被歼。

蒋介石本来就想借故消灭新四军，于发布限期北移手令之翌日，即密令顾祝同署，若该军“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见《皖南事变资料选》，页四○二）十二月二十五日又密令顾祝同、上官云相：在行动中要特别秘密、迅速，彻底消灭新四军，不使漏网。一月八日，顾祝同又密令上官云相“务严令包围于现地区，限电到十二小时内，一鼓而歼之”（原件藏南京二档馆）叶、项英不明形势，犹豫不决，不仅坐失突围的时机，保住实力，而且正中蒋计，惨遭歼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