龄以治牙为名也到达香港。三月八日会谈开始，在东洋行二楼举行。会谈前双方示证件，以明份。日方由陆军大臣畑俊六证明书，中方由最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证明书。会谈内容主要有关“满洲国”问题、日华共同防共问题、汪政权问题，以及日本在华北驻兵问题。其中当然以共同防共的意见最趋一致，其他问题也有商量余地。宋龄于五月间再度来港。宋良还邀今井武夫在香港海面上游艇中密谈，调蒋委员长确实想和（见《今井武夫回忆录》，页一四四），如和谈成功，最快可于七月间对共产党行讨伐。于是六月六日，双方代表经多次磋商后，一致同意由板垣征四郎、蒋介石、汪卫三人举行长沙会谈。七月二十二日双方在香港签署备忘录如下：

下记日华代表关于行停战会谈事，系分别遵照板垣总参谋长及蒋委员长意旨，并互相确认各自上司有关行会谈的亲笔证件后，约定事项如下：

一、时间：八月初旬

二、地：长沙

三、方法：板垣征四郎及蒋介石商谈日华停战问题

代表铃木卓尔（印）

代表宋士杰（印）

昭和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这就是日本人所谓的“桐工作（ＫｉｒｉＫｑｓａｋｕ）”宋士杰为宋良的化名，其实宋良也是特务替的。

同时，蒋介石又于六月二十一日致电香港杜石山，再邀萱野前来和谈，并代致“表示后悔”之意。萱野原拟八月初赴港，然因板垣正着手于“桐工作”而受阻。在侍从室工作的唐纵已于八月五日觉察到“日来和平已在暗中举行，此事关系重大，外间知者极少。”（《在蒋介石边八年》，页一四五）唐纵并未参与其事，他只是从“许多小征候”观察而知。八月二十八日，笠又告诉唐纵“张季鸾昨天回来，今日又飞香港，这是与日秘密涉有关。”（同书，页一五一）可为正在行中的“桐工作”的一个旁证。

这个“桐工作”可以说是蒋日和谈的最xdx。谈到三个人会谈的地步，实由于战局对中国不利，当时英法都想与日本妥协，日军又已占宜昌，直接威胁到重庆。蒋于和战之间自然动摇到最严重关。然而正当“桐工作”积极行之际，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蒋氏记得近卫有不与他对手的声明，遂于七月三十一日要求以某方式撤销，他才放心。他也顾虑到汪日之间的条约，汪政权已经成立，与汪平起平坐也是难题。不过，汪倒是很愿意日本与蒋直接和谈（参阅Ｂｕｎｋｅｒ，ＴｈｅＰｅａｃｅ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Ｐ.１５５—１５６），惟蒋提“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的论调，要求汪国、隐退，甚至把汪给蒋理，日方表示难以接受。更重要的是中共发动了“百团大战”日本人写的《太平洋战争史》认为百团大战“是中日战争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激战，给予日本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并认为中共抗日力量的展示，使“蒋介石不敢脱离抗日阵营”显然蒋若不抗日，中共还是会继续领导抗日。这说法已被大陆学者证实，他们更而指，百团大战就是因为获知“桐工作”而发起的。若然，则中共救了蒋介石没去当汉。蒋介石既然起了犹豫，板垣虽于八月二十二日写来亲笔信，信三人会谈“当能确立调整两国之基础”向蒋打气，但蒋终于不敢接受，于九月中旬由宋良转达，推说重庆意见不一“目前不应上举行长沙会谈”九月十九日，所谓“桐工作”以失败告终。虽如此，蒋介石并未因此放弃和谈。他于同年的十一月一日又托杜石山致电萱野，有谓：

蒋公既以石山等与先生有所约，中日和平路线绝对已有维持，故拒绝红军攻平津以断日军接济，不准小张复而重东北纠纷。（《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页六九六）

我们从这一则密电才知，蒋介石不放小张（张学良）原来还有日本因素。

蒋介石又于十一月十六日向山满与萱野长知致意，说是宋良擅自与板垣代表晤谈、接受条件，并说宋良“惧而避之国”云云，显然要在国民党的日本朋友面前推卸责任。（蒋原函可见于杨天石《民国掌故》，页三二九）其实，连宋良都是假的。今井武夫到一九四五年才清楚，与板垣代表谈判的宋良，本是笠手下特务曾广（王新衡）替的（见《今井武夫回忆录》，页一四六至一四七、一六二），再据参与“桐工作”的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于一九五三年访日时，告诉今井武夫，当年会谈蒋介石确是幕后的大老板，由笠秘密执行。（同书，页一六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