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

关于这一疑案，朱家（金雄白）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李敖版社一九八八年版）中，也有论述如下：

当年盛传的蒋汪双簧，是应该有其可能的，连日本人也觉到了这一，他们曾公然对我说过：“你们中国人是够聪明的，像是在赌台上赌大小，重庆押大，而南京押小，殊途同归，开来总有一面是会被押中，而押中的也一定是你们中国人中之一面。”因为如果汪氏的走，事前不得重庆方面的默许，他不能离开重庆，自更不能离开国境一步。

此外另有一个旁证，汪氏在离渝前曾对陈公博说过：“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据此而观，最后两语，意义太明显了。是由汪氏面去与日本涉，条件不好，由汪氏独任其咎；有好条件，政府才面接受，这不是也可能真是一双簧吗？

但褚民谊在苏狱中说过几句话：“早有人心积虑，想把一只臭桶在汪先生上。这次是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经动了手，就绝不会轻易放过了。”那岂不是说，本来约定是假戏，但一场，就变成真戏了。这说法的真实究竟如何呢？又安得再起汪氏于地下而问之？选（页八九八）

这里说“本来约定是假戏，但一场，就变成真戏了”倒是很可能的。以殷汝耕为旁证，就可明白。殷汝耕在一九三五年成立冀东政府，抗战胜利后被捕，在狱中，他终日念佛，了无嗔意，被提枪毙时，还从容得很。检察官问他有没有遗言要留，他说：“我很奇怪，当初不是要我组织冀东政府的，为什么今天要枪毙我？”类似殷汝耕的疑案，在缪斌、王克等人上，也都发生过。

汪卫到河内主要目的就是发表和平主张，采纳与否，权在中央。故发表艳电之后，即准备赴法休养。然而当谷正鼎送来护照与旅费后不久，却发生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河内刺汪案，结果误中副车，杀死了汪氏秘书曾仲鸣，另有五人受伤。河内法院抓了几个人，以一般凶杀案，草率理了事。汪氏本人肯定是重庆派人的，故在《曾仲鸣先生行状》中说：“法文各报皆以大字标明蓝衣社所为，且叙凶手供称，谋杀目的实在兆铭。”（《曾仲鸣先生殉国周年纪念集》卷首）但一时没有确切的证据。哪知凶手们到台湾之后，忽觉自己是锄的英雄，一一亮相，如陈恭澍等大写回忆，无异招认，甚至实际开枪的王鲁翘也当上台北警察局长，侃侃而谈，不久遭离奇车祸死亡。河内刺汪案终大白于世，原来是特务笠奉蒋介石之命的，笠还于二月底三月初亲往河内布置。谷正鼎两度访汪，很可能与合，以观形察势，好谋杀的准备工作。也可能是单线，谷如陈立夫一样不知情。

我们不认为汪卫走前与蒋有默契，汪于一九四Ｏ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致蒋介石电犹谓：“兆铭痛艳电以来，荏苒岁月，国命益殆，民病益，故不及待执事之赞成，亦不及顾执事之反对。”（《和平反共建国文献》，页一四三）但是我们认为蒋开闭让汪等走，特务固不敢拦汪，但特务不会上告蒋来决定吗？蒋不拦汪，必须从蒋本人的主和意愿来理解。他把汪等当试验气球，放去瞧瞧。然而蒋为何又要谋杀汪卫呢？我们的理解有两可能，其一是蒋氏“兔死狗烹”哲学，让汪发表和平主张之后，由他后续完成，免得日本人想与汪对手。其二，如果不除去汪，搞不好，和议成功却让汪氏取而代之。更何况汪氏途经云南，与龙云相甚笃，如果龙云加以响应，将更增加汪之声势，故明知汪有赴法打算，仍怕夜长梦多，为以后蒋日和谈制造麻烦，于是不惜遣特务杀之。

可是误中副车之后，反而巧成拙。这一毒辣的行动，刺激了汪卫，汪乃在三月二十七日发表“举一个例”公布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的国民党秘密会议记录，即“国防最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记录”证明了主和之意，国民党大员皆有之，蒋介石尤其主其事。文中并提三个疑问：

第一、德大使当时所说，与近卫内阁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相比较，德大使所说，可以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何以近卫声明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

第二、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已经认为和平谈判可以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南京、济南、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广州、武汉，均已相继陷落，长沙则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烧个光，和平谈判，反不可以行？

第三、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国防最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已相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和平反共建国文献》，页八至九）

不仅此也，激动的汪卫发了烈士格，为死友、为主张，脆一不二不休，不去法国了，也不理蒋介石兴不兴，径自去与日本人谈。…

有趣的是，蒋介石公开谴责以及谋杀未遂汪卫之后，继续经由萱野转告新上任的有田八郎外相：他正积极布置准备对付共产党以及对日和平之意不变。其实，不仅嘴上说，还起而行，于一九三九年年初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时，明显展示反共态度，以合近卫三原则之二，并设置国防最委员会。陈诚于二月三日致电在香港的柳云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