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十月三十一日《为国军退武汉告全国国民书》第三十卷)但是，若志不在争“区区之线”为何当年要偌大人力力修前面的防线？当年在江南了三年时力筑苏嘉铁路，联络京沪铁路和沪杭铁路，并在杭州湾的乍浦和长江下游的福山镇修要两座，两座要之间建立“兴登堡防线”包括常熟、苏州、吴江、嘉兴、平湖在内；又在陇海线以北，修“其诺防线”从潼关起沿黄河南岸到考城，再东经曹县、单县、沛县，沿运河到利国驿、台儿庄，再穿运河经邳县、郯城，直到连云港。这些蒋介石的战略是阵地防御战。在北战场，是准备日本军队到黄河沿岸的“其诺防线”时，再杀敌致果。在东战场，也拳掌，准备日本军队拿下京沪到“兴登堡防线”时，再杀敌致果。结果两条劳民伤财的国防线，都在兵败山倒下泡了汤、都没发生阻敌效果。(参阅沈亦云《亦云回忆》)由此可见，真的情形乃在“区区之线”之本不能守。

李宗仁批评蒋介石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固属知兵之言，但这一错误的真正严重，李宗仁却未。首先用博大观这一真正严重错误的，乃是龚德柏。

龚德柏一生为言论自由八次被捕，最后一次最长，被蒋介石秘密关了七年，到六十七岁时才狱。狱后，他秘密写了一书——《中日战争史》，其中批评蒋介石的错误，当然不能问世。一九八〇年，他以九十之年，赍志以殁。龚德柏死后，李敖得到此书秘本，发现他颇有独到之见。我们不同意龚德柏的一个主要结论，认为日本真正要打的是俄国，中国抗日战争，不仅可以避免，甚至可以因而获利。他不知日本打俄国之前，先要中国屈服的，除非中国想当朝鲜第二，抗战便不可能避免。这当然也显示“日本无人”把反共的蒋介石向联共抗日之路。不过龚德柏批评蒋介石的淞沪之战，确是博大的。他认为蒋指挥上海作战，完全违反孙兵法所谓“不若则能避之”的原则，以至于遭到惨重的损失，使“中国训练多年之二百万国防军，百分之七十以上损失净尽，几使中国亡于日本”龚氏指，中国人痛恨日本蛮横无理，人人奋战，死而无怨，但“这样的无意识地牺牲掉”“由人的立场思之，亦不胜悲痛”然而孰令为之？孰令致之？蒋介石说上海作战的目的在“打破敌人的战略，使他们不能照预定计划，集中兵力，侵略我们华北”龚德柏认为是“幼稚的话，不但蒋委员长不应说，即稍有常识的人也不应说”因为“在上海全面战争，用兵百余万；而日本对抗我们，只用四个师团。两个半月后，始决定增兵，由金山卫登陆，以结束上海战争。日本所用的全兵力，不过其所能动员的极小一分而已。即令我们把这些兵统统歼灭，亦不能牵制日本不向华北用兵。观后来日本在华北的兵力大于上海南京战场，即其证明。蒋委员长若真说过这话，也不过打败了，无话可说，只得借此解嘲而已”由此可见，所谓“由北而南”作战轴线转为“由东而西”轴线，全是“解嘲而已”而蒋纬国所说八一三淞沪之战“虽有相当损失及放弃若重要都市，但却达成了迫诱敌人走向错误方向之战略目的”之言(《中央月刊》第七卷第九期)，所谓“走向错误方向”的，却原来是“蒋介石”自己！这个以“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吴淞要地”的“国军作战计划”仍然保存在南京二档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之中。

至于国防史政局《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中所说的“民族救星”在转换作战轴线上的“天纵英明”、“延缓了第二年的武汉会战”云云，也全是谀词。试看蒋介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的一段不经心透，便可明白了。蒋介石说日本军队“从前他攻陷我们南京，本可尽力追击，一直攻下武汉”！(《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第十五卷，页四八八)可见蒋介石自己承认过当时日本军队有一鼓作气攻下武汉的能力！这也就是龚德柏所说的：“假使日本军阀在南京攻陷后，如我所想象的，另用生力军两师团，在船上待命。江攻下后，即由海军保护，溯江直上，沿江占领九江武汉宜昌重庆。试问世界的大战略家，有方法挽救否？韩信之取三秦、李靖之擒颉利，即是这气魄。日本军阀何足哉！其投降也活该！”“假使二十六年年底，武汉重庆都失陷了，试问蒋委员长，有什么方法继续作战？”可见当时日本没有“尽力追击，一直攻下武汉”只是日本不想用刀杀，自己失算而已，绝非在蒋介石八一三淞沪之战的事先算计之中。事后说什么怕日本人走蒙哥、忽必烈打南宋的老路而要如何如何，其实何必蒙哥、忽必烈？日本只要有“韩信之取三秦、李靖之取颉利”的“气魄”一九三七年年底，武汉重庆就“都失陷”了！我们真替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一把冷汗！

然而就在一九三八年之，中国国民党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四月一日那天的第四次会议中，吴稚晖提议并推举蒋介石为总裁，确定领袖成为党中领导的重心，其质等同孙中山所拥有的“总理”此乃蒋介石权力的最峰，他自己也认为是三十年来的最大成就，集合了前所未有的党政军大权。(参阅张其昀《党史概要》第三册，页一二一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