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蒋睛向外看，不一会儿沉寂打破了，他问我：‘这是哪里的军队？’我简单地说：‘东北军。’车到西安城门，门有岗哨值勤。蒋又问：‘这是哪个军队？’我说：‘十七路军。’城门后，车一直开到新城大楼绥靖公署，我和蒋下车早巳预备好的住室。”

七、蒋介石说抵新城大楼后“孙铭九以护卫之责付于宋而去”；孙铭九回忆却是：“我同蒋屋后，把他引到一张靠椅上坐下，我站在蒋的右后侧，靠着一个小茶几。蒋仍手抚膛，一言不发。隔了一段时间，他才开，几次让我坐下，并重复说：‘你是个好青年。’这时有人来送茶，又有人送来张学良的大衣，以后又送来。蒋不喝也不穿。他问我：‘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我随答应：‘上就来的。’蒋又叫：‘叫你们副司令快来！’我没有答应。约半小时左右，张学良穿着蓝丝绸棉袍推门来，脸上显得意的神情，对蒋微欠，劈便说：‘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给我看！’蒋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时我后退了来，刚门，便听到张与蒋争吵起来，声音很。上午十时，我走了新城大楼…”

八、蒋介石说第二天孙铭九来见，请他移居，他说：“此即我死，余誓死绝不移此室。”孙铭九回忆却是：“十二月十三日晚间十一时许，张学良把我找去，说：‘我想把委员长搬到咱们这里来住，刘师长去请，他不肯来。我看你与他对付得很好，你去一趟吧。想办法请他一定搬到这边来。’我即去新城大楼，为了免除蒋的恐惧，我特意将服装整理一下，把腰间手枪顺着带转到后，才小心地推门去。刚向蒋敬礼还未开，他便惊慌地急问：‘你这么晚来什么？’我立正答：‘副司令请委员长搬家，命令我来接委员长。这里不舒适，副司令公馆旁边的新房很清静，请委员长起来同我一起走吧！’蒋即说：‘我不去，我不去！今天这样晚了，你来什么？明天再说，你回去。今天太晚，我不去。’我上前一步说：‘请委员长起来走吧，晚间外边无人，方便些。’说了半天，他还是不去。我看不好再勉行事，便后退一步说：‘今天黑夜委员长不愿意搬，我回去报告副司令一下。’蒋松了气说：‘好，好！你快回去吧。’我来用电话报告了张学良，张说：‘就等明天吧。’这时已是凌晨—钟了。次日(十二月十四日)下午，张学良又叫我去看蒋，并问他是否需要什么东西，以便使他心情平静下来，便于行谈判。这次见面，蒋似乎已明白我昨夜来此并无加害他之意。我一门，蒋即说：‘你是一个好青年，好青年。’接着讲了一文天祥、史可法忠诚国的故事和孙中山蒙难得救的经过等等。神与昨天不同了。又说：‘我是国家的最统帅、军事最长官，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你是军人，应以服从长官为重。’我看蒋的用意是要我服从他，便说：‘我绝对服从我们的副司令。’他又转了话题说：‘你家中都有什么人，东北家乡还有父母吗？我也是贫农的。’想用这些话来取得我对他的同情。蒋最后还说：‘以后你常到我这里来听故事吧！’我回去把这些情况都向张学良了汇报，张说：‘随他讲去吧。’”

据以上的八对照，发现在蒋介石的笔下，他自己是威武不屈的、临危不的、视死如归的、神气活现的、大义凛然的；但在孙铭九的笔下，他却是藏缩尾的、狼狈不堪的、贪生怕死的、张皇失措的、喜怒无常的、坐在地上耍赖要骑的。最妙的是他不止一次称赞孙铭九是“好青年”据孙铭九告诉陈平景，从捉蒋那一幕，他充分看蒋介石的格，一面是上海泼的格，一面是上海商的格。蒋介石最后且以“孙中山蒙难得救”的故事想打动孙铭九，一切就都呼之矣！

孙铭九押送蒋至新城大楼后，即辞，前往张、杨报告经过，乃由杨虎城特务营宋文梅营长监视，形影不离，以察言观行。《西安半月记》记蒋、张于事变后首次见面：“约半小时后，张始来，对余执礼甚恭，余不为礼，张垂手旁立。”宋文梅则记张于九时三十分左右到达“蒋见张来，神突变，仍呆在座椅上，继续声长吁。”所谓“不为礼”者，乃张二次对蒋说：“委员长！受惊了？”蒋不作答。至于“执礼甚恭”、“垂手旁立”显然是文人踵华之词。最后蒋还是说了话，令人到蹊跷的是，至此蒋已知东北军发动兵谏，而《西安半月记》竟谓：“余(蒋)问：今日之事，尔(张)事前知之乎？(张)答：不知！”蒋之问，已属多此一问，而张居然说“不知”更不可能。细阅当时在场的宋文梅之追忆，始知当日中午蒋要与陕西省主席邵力见面，蒋与邵谈话时要宋离开，宋不肯，乃听到蒋问邵：“西安发生的事情，你事先知吗？邵答不知，蒋听后便不再说话。”(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载《西安事变亲历记》，页二五一至二五四)显然，陈布雷在写文章时“邵”冠“张”了。益见若果系蒋氏当日日记，绝不可能有此误记，转手陈布雷又不及细察，因而有此不自觉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