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名批判”法官等司法人员四百五十人，像放榜一样，真是洋洋大观。我决相信：只有“名批判”、“公布姓名”的办法，才能使法官知所警惕、无所遁形，而形成外压力，促成司法的改革。否则法官失职，人不知鬼不觉，判决下来，只知是“地院判决”、“院判决’、“最判决”人们只能归罪法院，而不能揪法官，这样认店不认和尚，绝非良策。须知法院是空的，法官是实的。只有迫盯人，才能找病原所在。——坏事毕竟是人来的，不把人锁定，谴责房又有个用哟！同样的手法，我也用“名批判”、“公布姓名”法对付台湾有有脸的各界人。我写“八十五位混人名录”把要以“中华民国”之名重返联合国的八十五个“立法委员”名字一榜及第，统统公布；我写“斥一百六十二位教授”把支持并推荐民党尤清当台北县县长的一百六十二个“中央研究院”与台湾大学教授名字一榜及第，统统公布。…这下笔气势，可谓古今所无。

关于我好讼格，有一段有趣的记录。1987年5月7日我有日记如下：“今天上午在地院十七开控司文武等八人。司文武说李敖写文章也有骂人的话，推事黄德贤说：‘那是另一回事，别人可以告他，与本案无关啊。’司文武说：‘可是，没有人敢告他。’”——为什么没有人敢告我？因为告了会一步惹得满包。本来只被李敖骂一次的，因为兴讼，反倒挨更多次骂了。跟李敖纠缠，是得不偿失的。至于好讼是胜是败，我倒一直是以“成固欣然、败亦可喜”的心态打官司的，我反正站在正义的一边，法官苟有异数，同我一边，是为“欣然”；法官同合污，不同我一边，但他们的判决书可以被我遗臭万年，留为历史活证，这也不错，是谓“可喜”打官司对我是“正义的娱乐”既是“娱乐”就要兴兴去面对，不能怄气啊！

有一次，黄。冶告诉我，阎愈政说过一句名言：“李敖是全台湾最快乐的人。因为他独来独往，兴骂谁就骂谁，就能骂谁、就敢骂谁、就毫不顾忌任何人地骂谁。他没有老板、没有上司、没有朋友，又一笔在手六亲不认，多痛快啊！李敖是全台湾最快乐的人。”我听了，哈哈大笑，我说：“真是如此。斯大林说经过密作业后把敌人一下打倒，是人生至乐，我看我在争是非与真理的过程上，也有这心境。打倒敌人是人生快事之一，你的敌人颠倒是非、歪曲真理，你把他拆穿，把他搞得灰土脸，小李飞刀，千刀万里追，多开心呀！”有人问我：“你有这么多敌人，并且每天写文章结新怨，每月几何级数增加敌人，到底有苦恼没有？”我说：“苦恼倒没有，困惑倒有一项，就是不知谁来杀我也。我跟胡茵梦离婚后，有人匿名打电话来，说：‘李敖，你这不要脸的情骗，我要杀你全家！’我说：‘我全家只有我一个人。’他说：‘那就杀你一个人。’我说：‘好呀，你就去排队吧！’”

“”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之计，莫如树人。”我年纪愈大，愈觉得这段话中最后一个字了病。我觉得“终之计”实在不是树“人”而该是树“敌”该是树立一大票敌人跟在你后面。你要使自己像一颗彗星，扫把后面是尾随的一大片杂碎，那片杂碎无他，彗星之敌也。在以不得罪人为得计的“中国乡愿”人士看来，我这怪想法，实在不通，实在跟自己过不去，其实不然。事实上，树敌有树敌的快乐，其乐有时在友之乐之上。并且友之苦的弊，也可以完全避免。我这样想：像我这样以明辨是非、追求真理为职志的人，广事游恐怕是一祸害。一来我没有太多余力同朋友搅和，二来在许多情况，朋友反倒是明辨是非、追求真理的妨碍。当我持是非与真理的时候，往往跟朋友发生冲突，或者破坏了朋友的公共关系、人际关系，这样一来，反倒令人不安。如果不是朋友，就可以没有这心理负担；如果四面皆敌，我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大特，这样多好！就在这心境下，我慢慢变得以友为苦，以树敌为乐。

不无遗憾的是，纵使我以树敌为乐，无奈这个岛上连敌人都不够看。我佩服的法国英雄乐总统时，一天在回家的路上，被一群刺客伏击。刺客们一阵枪，朝乐的座车去，乐都不低，理都不理他们。结果行刺者一哄而散，逃之夭夭。乐只讲评了一句话：“这些家伙的枪法真差劲！”如此而已。三十多年来，我备受国民党和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的小人们诬谤，对所有攻击我的人，我的讲评，也是如此。“这些家伙的枪法真差劲！”攻击我的敌人，实在不够料！基本上，他们是国民党教化下的一群杂碎，严格地说：他们为李敖的敌人，是不够格的，如今我六十二岁了，我可以论定：我一生中，实在没碰到够格的敌人，虽然我也不少时间排除这些杂碎，但在心情上，是游戏的、逗乐的、恶作剧的，基本上，我本没把他们看在里。江述凡跟人家常说：“李敖为人，极守行规，他的行规是基度山式的，一切恩怨，照方吃草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李敖不问亲疏，不论黑白。他不相信狗咬人，人不能咬狗，他虽是人，也会咬回来。这就是李敖的可。”——所谓咬回来，就是我游戏、逗乐、恶作剧那一面。述几这段话，是知我者言。魏廷昱告诉江盖世说：“批评李敖的人，没人比得上李敖的人品。李敖比他们至少十倍！”也是知我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