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先生恐怕又忘了——这是第二次。两年前（一九八二年）我狱，狱当天下午就招待记者揭发监狱的黑暗，那一阵，反倒是《联合报》登了两边的话，虽然也比例不对，当时《中国时报》登的，却是法务那边一面倒的骂我的话，这又是不公正的报，余先生恐怕又忘了——这是第三次。今年又来了，《时报杂志》又一面倒登宋英诽谤我的话，照最基本的新闻理原则，要登，也得向胡虚一和我查证一下吧？可是却全无此等基本手续，就悍然登，并且一登再登，胡虚一写信更正，第一次是擅删其信，第二次是本不登，甚至连礼貌上不登的原因都不打个招呼，这未免太目中无人了，这又是不公正的报，余先生恐怕又忘了——这是第四次。多年来，每在国民党想用舆论斗臭我的时候，《中国时报》无役不与，现在余先生说多年来《中国时报》一直给李先生公正报，我李先生实在不敢相信。我跟柯、简二位又说：余先生和你们各位，都没过第一大报的受害人，不在局中，不知其苦；相反的，在上，享受官方只许我办报不准你办报的独占，自然就久而不觉其错，余先生说他对我…直公正报的心理，是我可以理解的，大权在握的人，没人会在内心里使自己不平衡，余先生当然不相信他自己是不公正报的人，虽然事实。匕焦烂额的总是我们。《伊索寓言》中青蛙向小男孩们抗议，说对你们是运动、对我们是玩命；《聊斋》中蝴蝶向县大爷抗议，说对你是赎罪工，对我们是待死亡。这些对比，都说明了双方立场不同，看法的差距是多么大，我并不奢望余先生采取我的看法，但是我必须使他多少要觉醒到，《中国时报》并不是他所说的那样清白、那佯公正，下少对李敖绝非如此，他的看法错了。我承认余先生说索来钦佩我的话是很诚意的，我承认他对我的理解比其他国民党人员明得大多，我也承认他在我为《中国时报》写专栏时对我十分礼遇，我甚至谢我结婚那天余先生余夫人到我家来看我，请我吃饭…但这些私谊，在风狼来时，似乎都无助于双方的毫不容情。多少年来，我在外名誉这样狼藉，拜第一大报的榆扬之赐，恐不在少，而其中波橘云诡，变动无常，也颇足警世。国民党"文工会"主任楚嵩秋、"新闻局长"宋楚瑜请我吃饭那次，余先生在座，说《中央日报》曹圣芬连李敖卖书的广告都不登，未免使本党示人以不广，请楚主任向曹圣芬关照：但是曾几何时，第一大报也一样广不起来了。当《中国时报》拒登我的广告，版社方面请我直接写信给余先生关照的时候，我说何必呢？余先生自己，会不知吗？

我跟柯、简二位又说：在国民党大员中，余先生是很有代表的。他毕业中央大学，又留学英国，一九四七年版的《中国名将录》里说他是"年轻、英俊和富有政治家风度的人"。他少年得志，官拜中将，在我们家乡任东北行辕政治主任兼东北保安长官司令政治主任，可说是一表人才。但他暗投在国民党的大洪炉里，他就无法不和国民党一样，国民党祸国，他有份；国民党丢掉大陆，他有份；国民党办报言人，他有份。他的世，真令我有"卿本佳人，奈何从贼"之，我真为他可惜。请你们二位转告余先生。

柯、简二位面有难，我笑着说，在《中国时报》的畸形权力结构下，我真怀疑你们敢把我的话转告余先生多少，但是余先生不明真相，他又何从知他错在哪里呢？

今天凌晨四就醒来了，我躺在床上，对自己说：我跟余纪忠情一回，还是由我亲自写封信给他吧！于是我就决定写下这封信。我把对柯、简二位谈话的内容写得更确一、仔细一，就是上面这些话了。

去年一月三十日，我发表《给黄少谷先生的又一公开信》（收在"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九册），最后说：

…回想半个世纪前，新闻界没有封杀你，因为你可以办报，"军阀"允许任何人办报，可是在"大有为政府"的今天，反倒不能办报了；又回想半个世纪前，司法界没有被这样污染，国民党员罗文遭到政治迫害，"军阀"允许司法方面不合，可是在"黄少谷主持司法院"的今天，司法方面的"言之痛心"，反倒愈来愈重了！我们怎么了？我们到底怎么了？我们的新闻界和司法界，半个世纪来，是不是开倒车了？

问题已不在开不开倒车，问题在即使开倒车，还能开多久？少谷先生，你八十开外了，你和你的同党尽不知今日何日、今夕何夕，但是你们的孙应该知，我真不愿用"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老来劝你们，但是"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因果铁律，究竟还不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老人所能推倒的，你们总该避免殃及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