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会议中不易再见到的。

里里外外忙碌到了一九七二年夏天，中兴大学外文系的第一班学生毕业时，令全校意外的是，我也辞职了。我已约定教满三年。放下这个我推动、促成、创办、奠基的系，我是万分不舍，一草一木都似说着离情。我到台中一住二十年（全家住十七年，回国后我两地往返三年），最安定的岁月在此度过。如今我终于看到许愿树上结了第一批果实，可是我必须走了…惜别晚会上，学生人人手持蜡烛，一圈圈围着我，哭成一团。没有人知，一向积极，充满活力的我，此时面临一个全然陌生的末来，内心是如何的无奈与惶惑。

这一班学生，二十二岁左右年纪，从这日起要去开始一生了，四年来像独生一样受到我一切的看顾与督促，在功课上达到应有的平，气质也相当自信明朗，他们以后也有很多人成为认真的好老师，大半的男生贸易等行业也都相当成功，至今三十多年，李善琳、赵慧如、陈碗玫、王永明、丁义桢、李明朝、吴怡慧、徐枝、徐淑如、丁振娟、徐松玉等人经常聚晤或来信，全班已产生手足之谊，对我仍存当年相依为命似的顾念之情。

最后的几个月，我在校园中骑脚踏车来来去去，看到的一切都到留恋，是自己年轻的足迹。

告别中兴大学也就是告别了我的前半生。在台中十七年，生活简朴，却人情温。我亲看着国立中兴大学的牌挂上门，取代了原来农学院的牌。看见原是大片空着的校园盖了许多大楼。外文系成立之初。所有教室皆向别系借用，一年级上课的“基地”是最早为政府援助非洲农业计划的训练教室，两间瓦厝，小院有棵丽遮荫的大树。二年级借用畜牧系一间靠牧场的教室。有一天我在上英国文学史最早的史诗《贝尔伍夫》的时候，一只漂亮的犊走门来，我们双方都受了惊吓，幸好无人喊叫，牠终于好不容易地转了，由原门去。事后畜牧系主任告诉我，那是刚的昂贵，是为台湾改良农业的珍品，你对牠讲文学，彼此都很荣幸呢。

事实上，自从农学院时代，各系对我都很好，我开大二英文课总是满座的原因，是一九六0年代台湾的农业学术研究已相当现代化，成为台湾发展的先锋之一，各系都鼓励学生国修。办得最有声的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庆薯教授是立法委员“派”他所有的研究生上我的课，并且以父执的气，令我多给他们改英文作文。他后来大约把他们都送去国读了专业学位，回来都有实际贡献。

一九六0年代，许多毕业学生在中和嘉南平原开创了一些现代化农场，常常邀请老师丢“指导”农学院长末勉南的太太刘作炎教授和我是英文科同事，也常常邀我们同去参观。当时已有一些外籍换教授住在校园宿舍，也常一起下乡。那些年，山僻野，上山下海真是走了不少地方，认识了真正的台湾，验证了等教育在台湾“十年生聚”的扎力量和情。我们招待国际友人最常去的有一座在员林的玫瑰圃，场主张君的妻，后来当选为玫瑰皇后。初见那么大规模的圃和科学化养法，听着他们讲新品的动听的命名，大规模推广及外销的展望…那时没有人会肤浅地问你“不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