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记者更早到达现场，成为最早报这起重大刑事案件的人。同时他还很快清楚了那杀人犯会有如此骇人举动，是因为他的女友和妹妹被同一个有钱男人泡了，于是他又追加报，质疑那些暴富起来的人的心态。他对这个案的报立刻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公众议论纷纷，对90年代那批暴富起来的人的骄狂以及思想原则的缺失大加挞伐。影响实在太大，以致那些对暴发有某仇视心理的编辑们都嚷嚷着要江彬去为他们工作，那些编辑一致认为他有一很的能力——抓住公众的思维神经。

后来江彬起证券投资，他总能对市场的兴奋有准的把握，都是源自这段经历。

江彬本可以在刑事记者的岗位上大有作为，但一次惊险经历促使他重新思考职业方向。那天编辑让他报一个15岁的狙击手阿凶，他正和警方在校园对峙。令人吃惊的是，阿凶事后告诉江彬，他是一个刑警的儿，他偷了他父亲的枪，而后之所以会在校园里行凶是因为雨天和星期一的课程总令他到沮丧。

江彬到达现场后，给编辑打了电话，告诉他此案已经有很多媒了大量报。当时还是编辑的蔡斌要求他不同的东西，建议他穿过警戒线直接冲向学校，验一下暴在火线下是什么觉。正当江彬左右权衡，是不是值得为一个月不到1000块的薪成为一个发了疯的孩的活靶时，突然一颗弹飞过来，他后的墙上立刻冒一个很的枪。

此事过后，江彬向领导多次申请调离刑事记者的岗位，他说无法承受这压力，再这样下去会神经衰弱。江彬的执著有了效果，不久他就被调往海市成了一名财经记者，从那开始，他接到了票。

1996年，由于降息导致了投资者对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使得上证指节后就由552开于583，从而揭开了一声势浩大的大市。那波市可以这样说，只要在12月前买票，基本都能赚钱，只是赚多赚少而已。那年，社会对市的关注与倾心程度，与2007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了12月份，整个市已经疯狂阶段，人们都在盼着利空消息，因为只有利空消息，才能创造逢低买的机会。

整个1996年，江彬都在亢奋的民当中来回穿梭，不过他自己并没拿真钱易，他太过谨慎，患得患失，只敢在心中模拟作。江彬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在最活跃的票上赚取小额收益。所谓“活跃的票”就是低市盈率的票，那时绩优概念特别门，绩优的标志就是低市盈率，并没多少人去多想其中是否存在分，或者这些数字是否有持续。江彬在“心理账”上赚了不少钱，他时常想，要是幻想等于现实该有多好！

1997年，江彬总算正式投去，因为他碰到了一个大鳄——朱焕良。

1997年的一天，江彬和一个朋友去纺大厦的一家酒店吃饭，看到朱焕良也在那里。路过朱焕良的饭桌时，听到他很起劲儿地给别人说贵州游联的事。江彬当时就对那个朋友说：“既然老朱这么起劲儿，应该有戏。回去看看图形，图形不坏，上买。”

第二天贵州游联大概涨了快10％。

受此激励，江彬几乎每天都去朱焕良常去的饭店或休闲场所蹲儿，只要能碰到他，几乎都有不小斩获。

期间江彬发现，朱焕良对市场有本能的直觉和很好的悟，他的见识确实是一的。因此后在“中科系”事件中，吕梁发疯了，他始终清醒。

1998年亚洲金危机爆发，大陆市受到波及逐渐走熊，不过江彬选的票还是赚了些钱。因为江彬善于将当天的报纸条与票价格联系起来，从而发掘能带来盈利的票的能力。当他的估计正确时，就冲锋陷阵一把；当运气不佳时，就大幅削减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