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理解我们！

我费了五年。在我的一篇散文中我写了五年里我获得的方法论：“正确的方法存在于研究对象拥有的方式中。”我首先用五年时间，使自己变成了一个和西海固贫农在宗教上毫无两样的多斯达尼。后来——当我四次从西海固、八次从大西北的旅途归来；当我掉额上的汗碱，宁静下来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沉思时，我觉得一把握临近了我。我暗自察觉自己已经着了大西北的心。他们对烈士们的怀念久久不息地震撼着我——我默默地立下誓言，彻底地站了这支人和天理的队伍之中。

波涛在徐徐抚我周的肌肤。在三天里两次为船厂太爷上坟悼念之后，我松江游泳。这是浸泡过他的卡凡布的江啊，我竭力记忆着这抚的觉。我是个品级低下的人。我总是求降临于我的克拉麦提。但是——史料依然匮乏。我似乎挣不脱现实主义。

清代有个文人叫陶保廉的，因为随父关路经了吐鲁番，便留下了一册《辛卯侍行记》，成为治新疆者的必读书。难我要埋怨毁家迁往蛮荒、侍奉自己信仰的导师、忍受一路上的欺辱毒打、把家命都舍到了极边放地的那十二农民，埋怨他们没有为我写下一本《嘉庆侍行记》么？！

无论《统史传》或是《曼纳给布》，关于船厂太爷的史事，我们只能说这么多。

更多的是一说不来的历史。笔虽尽而墨未，我们从来没有学习过这样的历史学。

这学问由于我们本人的亲参加而千真万确，但这学问是超语言的；它与情相近，与理相远，它遵循的是一难以捕捉的朦胧的逻辑。更重要的是，它要求倾诉者和聆听者都藏有一私人的宗教验，它要求人的灵。

告别船厂拱北的那一天。我到一可怕的重负。拱北静悄悄，矗立在绿山岗上。它知我的心事，我知它的秘密。

我们默默对视，谁也不说一个字。但是我到委屈——它多么雄伟大，我多么弱小无依。我怎么可能解决——人类关于学问和作家的这本问题和原初问题呢？

几个月过去了，我懂得了悲观主义。

我被哲合忍耶的悲观主义的烈地引过，现在我尝到这悲观的苦了。我要从这黑的情绪中解脱来，否则我无法完成这书——这是几十万哲合忍耶人民的心情，也是我毕生追求终于找到的宿命。

在困境中，有一天凌晨，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哲罕耶统史传》第三门《船厂太爷》的阿拉伯文中，非常奇怪地、超乎例地、用长长的篇幅论述着这样一组命题：作者和认识。

第二天，我找到一位通阿拉伯语的老先生，逐字逐行地推敲，最后审定了一段古土布·阿兰·船厂太爷达天的话。我信：这段话乃是他留给我的遗训。

尊贵的拉船厂太爷说过：“我们正的创造者维尕叶·屯拉（明心）曾指：”学者如果只是倚仗着他的学问而衰死，那么他的死有混同于卡费勒的危险。‘他对我的祖父说：“你把这话再重复一遍。’于是我祖父就把这段话一字不差地又重复了一遍。”…说这些话时，他吉庆的两泪盈眶。

我急急前后翻阅。原来我们这教史的这一门简直是一关于作家和作品、学者和学问的伟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