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哪怕只有几个字的记载。

这个谜，楚雁一直苦苦地猜了许多年，也没有找到谜底。1949年5月，上海解放，楚雁十四岁。他错过了佩新中国第一批红领巾的年龄。了中，他和许多纯洁得像一样的同学一，虔诚地递了团申请书。但是，一次、两次、三次…直到他毕业，也没有得到批准。是他哪方面不如别人吗？不是，从校长到每一个同学都公认他是最优秀的学生。原因只是由于他那个不明不白的父亲。谁知你是什么人的后代？也许你父亲是个罪有应得的特务、历史反革命。即使他曾经是个革命者，谁又能保证他被捕之后没有叛变投敌？总之，一切都没有人能证明。一个中学生就这样被翻来覆去地审查了许多次，而每次都是以问号开始又以问号结束，在这个清清白白的青年上布满了迷雾，把一颗饱血的心扎得疮百孔。

他百思而不得其解：我父亲是我父亲，我是我；我从来也没见过他，他是好是坏，和我有什么关系？即使他是功臣，我也不想分享什么荣耀；难他是罪人，我就必须承担罪责吗？还有父亲的父亲、祖父的祖父，什么“翰林”、“刺史”那些封建官僚所的一切，也都要孙负责吗？我为什么不能走自己的路？

谁也不能给他以透彻的解释，一大而无形的力量像磐石一样牢牢地压在他的心上，使他几乎透不过气来。母亲总是着泪开导他：没有资格问政治就不要间政治，好好读书，好好人，这是最要的！他就是在这样的母训下凭着自己的力量考取了北京大学。他激北大录取了他，表现了难得的宽容。他对北大怀着儿对母亲那样的情。但是，他一直不知“母亲”对他的父亲到底持什么看法。北大把他留校任教，也许仅仅是因为他的专业平，说不定对父亲的问题还有过争论。留校毕竟不同于党，他一直没有勇气再在政治上无谓的试探，因为那是徒劳无益的，只能再一次刺痛心中的创伤。在上海工作的却比他固执，持不懈地追求着党组织，任何一次党课都去听，每一个党员的发展会都去列席，申请书、思想汇报不知写了多少份，被同事们讥笑为“党迷”但至今也没有结果，快三十岁的人了，还整天着泪、追着领导诉说。她是想用自己的一生来证明信仰的真诚，而又有谁能理解她呢？

楚雁不愿意让自己在北大也留下那样的笑柄。五年上学、一年见习和一年多的执教，他默默地着自己该的一切，却始终徘徊在党的门外，没有再向前迈一步…

楚雁要说的已经说完了。吐了中多年的积郁，他似乎应该到一丝宣的快，一如释重负的轻松，但是没有。他留下的仍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号，仍然压迫着他。也许是因为压得太久了，他已经习惯了，并不觉得过分的沉重。只是在今天，在此时此刻，当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这块石时，才格外真切地到了它的分量。

他静静地望着郑晓京，等待她的反应。既然郑晓京是党派来的，他就不能拒绝组织的审查。既然他把党当母亲，他就应该像儿一样坦诚。既然他有勇气袒自己的心，他就不必顾忌会不会得到已经重复过多次的后果。但是“心如古井”是任何人也不可能真正到的，在他等待郑晓京的评判的时候，心中仍然泛起了希冀的微波。

郑晓京微微地张着嘴，双一片茫然。楚雁奇特的家史，她闻所未闻，甚至没有一“似曾相识”的事例可供参照。简单之极，而又复杂之极，年轻的“布尔什维克”还没有遇见过这么令人烦心的事儿！

沉默。楚雁已经预到，命运将再一次无情地重复。

郑晓京却突然说话了：“您父亲…他平时表现怎么样？”

“我不知，”楚雁对这样幼稚的问题已经不愿意纠缠“那是和现在完全不同的时代，很难谈什么‘表现’。人品好坏、学问低也未必能说明什么问题。宋代的蔡京，个人生活是节俭的，书法还有很的造诣，但在政治上却是个不光彩的角。”他似乎并不想为父亲什么辩解，竟举了这样的例。

“我说的就是他的政治倾向，”郑晓京依然很认真地问“您母亲和他一起生活多年，总不会没有觉察吧？”

“这也难说。如果他不是个政治人，也就不会表现什么政治彩；如果他确是个政治人，在那样的环境中也未必暴给家里的人，”楚雁回答得模棱两可“我母亲只记得，他读过不少鲁迅的书。”

郑晓京中放了光彩：“这就是一倾向嘛！也许您父亲是个团结在鲁迅周围的革命文学青年，像柔石、白莽、胡也频…”她终于找到了对楚雁有利的因素，楚老师应该有这样一位父亲，一位抛颅、洒血的革命先驱！

“当然可以这样的设想，”楚雁说，并没有由此引起什么兴奋“但设想毕竟只能是设想，却找不到任何依据。父亲的文章并没有发表过，他只是一个中学教师，并不是作家。我查过鲁迅日记，查过所能找到的关于鲁迅的回忆录，都没有提到过他。他恐怕并不认识鲁迅，而鲁迅的书是任何人都可能读的。当时的知识界，阵线也不那么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