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无能为力，是因为——就像那些不折不扣的收藏家，他们不依市场价值而是依主观价值评定东西的等级——他对多年来从报纸、图书馆和奥斯曼文件中挖掘来的故事眷恋不已。一位快乐的收藏家（一般来说是位“西方”绅士）——不论其寻猎的起源是什么——能够将他汇集的品整理成序，加以分类，使不同件之间的关系清楚明确，使他的系统条理分明。但科丘的伊斯坦布尔并不存在由单一收藏品组成的博馆，他的《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与其说是博馆，毋宁说是16至18世纪受欧洲王们与艺术家们喜的藏宝柜。翻阅《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就好比往柜的窗内瞧：在惊叹海贝、动骨骼和矿石标本的同时，你也忍不住对其古雅情趣会心而笑。

我这一代的书人听人提起《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便以同样亲切的笑容表示迎。因为我们之间相隔半个世纪，因为我们喜认为自己更“西式”和“现代化”所以在说“百科全书”这几个字时，我们的嘴角不免一撇，嘲讽。但同时也对这位天真乐观的男人寄予同情与了解，他认为自己可采用经过好几百年才在欧洲发展而成的一形式，以拉杂错综的方式一举掌握。然而在此轻微的优越背后，我们暗自庆幸看到这书自一个夹在现代化与奥斯曼文化之间的伊斯坦布尔，拒绝加以分类或以任何方式惩戒光怪陆离的无政府状态。尤其是一多达十二册的全绝版的书！

偶尔我会遇到为某理由而不得不读全十二卷的人：研究伊斯坦布尔苏菲僧侣院遗址的艺术史家朋友，想多了解伊斯坦布尔少为人知的公共澡堂的另一位朋友…彼此会心而笑之后，我们总有一的冲动，想彼此换意见。我笑着问我的学者朋友是否读到古老的澡堂里通往男士区的门前有洗破鞋、补衣服的旧货摊？我的朋友反过来提自己的问题：同一卷当中“郁普苏丹的陵墓梅树”一条如何说明被称“陵墓”的某类梅树？谁是“手法哈德”？（答案：一位勇敢的手，1958年夏日救了一个从岛际渡船掉落海中的十一岁少年。）这时我们改谈贝尤鲁氓卡菲尔，他于1961年杀害其邪恶对手的贴保镖（依“多拉德雷惨案”词条所述），或谈论“骨牌玩家的咖啡馆”多属城内希腊、犹太、亚尼亚等少数族裔的骨牌迷曾聚在这里玩牌。这把话题带到我在尼尚塔石的家人，因为我们也玩骨牌。我忆起过去在尼尚塔石和贝尤鲁贩卖骨牌的玩、香烟和杂货老店，于是我们开始沉溺在回忆与怀旧当中。或者我会说起“内男人”词条（叙述为观而受割礼的“条客”带着他的五个女儿游走于各个城市，女儿们就像她们的父亲，受由安纳托利亚来到伊斯坦布尔的商人所喜）我也会说起19世纪中叶受西方游客喜的帝国饭店，或谈论“商店”一条，他如何详细地叙述伊斯坦布尔商店名称的改变。

我的朋友和我一旦受到古老的忧伤笼罩我们，才知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科丘真正的主题是他未能以西方的“科学”分类法来阐释伊斯坦布尔。他失败的原因，一分是因为伊斯坦布尔是如此多样，如此混，比西方城市诡奇许多，它的杂无章拒绝被分类。但是我们抱怨的此“异己”在我们谈了一会儿之后，看上去越来越像德，于是我们想起为何珍惜科丘的《百科全书》——因为它让我们沉浸于某国主义。

我们并未养成怪癖，赞扬伊斯坦布尔的光怪陆离，我们承认我们之所以喜科丘是因为他的“失败”《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之所以未能成功——这也是四位忧伤作家潦倒之所在——是因为作者终究未能西方化。想以新的光看城市，这些作家必须破除自己的传统份。为了西化，他们踏上不归路，走向东西方之间的朦胧地带。就像我们的其他三位忧伤作家，科丘最最刻的篇章存在于两个世界会的分，而（也跟其他三位一样）他为他的独创所付的代价，则是孤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