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好像两扇挨着的门，你推开哪一扇也许纯属偶然，至少不是于你自觉的选择，但从两扇门会走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去。

小说以一个回忆开：与两个孩相遇在一座古园里。所有的人都曾经是这样的一个男孩或一个女孩，人世间形形的人和迥然相异的命运都是从这个相似的起分化来的。那么，分化的初始在哪里？这是作者的兴趣之所在。他的方法大致是，以自己的若童年印象为基础，来求解那些可能构成为初始的微小差异。

例如，小巷有一座丽幽静的房，家住灰暗老屋的九岁男孩（童年的“我”）对这座房无比憧憬，在幻想或者记忆中曾经到这房里去找一个同龄的女孩，这是作者至的童年印象，也是书中反复现的一个意象。如果这个男孩在离去时因为弯去捡从衣袋掉落的一件玩，在同样的经历中稍稍慢了一步，听见了女孩母亲的话（“她怎么把外面的野孩带了来”），他的梦想因此而被碰到了另一个方向上，那么，他日后就是画家Z，一个迷恋幻象世界而对现实世界怀着警惕之心的人。如果他没有听见，或者听见了而并不在乎，始终想念着房里的那个女孩，那么，他日后就是诗人L，一个不断追寻的梦想的人。房里的那个女孩是谁呢？也许是女教师O，一个在那样丽的房里长大的女人必定也始终沉溺在丽的梦境里，终于因不能接受梦境的破灭而自杀了。也许是女导演N，我认识的女导演已近中年，我想像她是九岁女孩时的情形，一定便是住在那样丽的房里，但她从母亲那里继承了毅而豁达的品格，因而能够冷静地面对世的沉浮，终于成为一个事业有成的女人。然而，在诗人L盲目而狂的初恋中，她又成了模糊的少女形象T，这个形象最后在一个为了能国而嫁人的姑娘上清晰起来，使诗人倍失落。又例如，WR，一个放者，一个立志从政的人，他的“生日”在哪一天呢？作者从自己的童年印象中选取了两个细节，一是上小学时为了免遭欺负而讨好一个“可怕的孩”一是“文革”中窥见被斗而惊悉的地主，两者都涉及内心的屈辱经验。“我”的写作生涯便始于这屈辱经验，而倘若有此经历的这个孩倔而率真，对那“可怕的孩”不是讨好而是回击，对的耻辱不甘忍受而要洗雪，那么，他就不复是“我”而成为决心向不公正宣战的WR了。

作者对微小差异的设计实际上涉及两情形：一是客观的遭遇有一微小的不同，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二是对同样的遭遇有不同的反应，也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客观的遭遇与一个人生活的环境有关，对遭遇的主观反应大致取决于格。如果说环境和格是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的两个主要因素，那么，在作者看来，个人对这两个因素都是不能支的。

从生活的环境看，每个人生来就已被编织在世界之网的一个既定的网结上，他之被如此编织并无因果脉络可寻，乃是“上帝即兴的编织”即使人的灵魂是自由的，这自由的灵魂也必定会发现，它所寄居的被投胎在怎样的时代、民族、阶层和家里，于它是彻彻尾的偶然，它对此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而在后天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相遇也都是偶然的，这偶然的相遇却组成了一个人的最的生活环境，构筑了他的现实生活路。

我们对自己的格并不比对环境拥有更大的决定权。“很可能这颗星球上的一切梦想，都是由于生命本的密码”一个人无法破译自己生命的密码，而这密码却预先规定了他对各事情的反应方式。也许可以把格解释为遗传与环境、尤其是早年环境相互作用的产，而遗传又可以追溯到过去世代的环境之作用，因此，宏观地看，格也可归结为环境。

由命运的偶然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个问题：既然人不能支自己的命运，那么，人是否要对这自己不能支的命运承担德责任呢？作者藉叛徒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对此行了探讨。葵林里的那个女人凭助的激情，把敌人的追捕引向自己，使她的恋人得以脱险。她在敌人的枪声中毫无畏惧，倘若这时敌人的弹中了她，她就是一个英雄。但这个机会错过了，而由于她还没有来得及锤炼得足够，终于忍受不住随后到来的酷刑而成了一个叛徒。这样一个女人既可以在的激情中成为英雄，也可以在酷刑下成为叛徒，但命运的偶然安排偏偏放弃了前者而选择了后者。那么，让她为命运的这安排承担德责任而遭到永世的惩罚，究竟是否公正？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了史铁生研究命运问题的两个主要结果：一，与命运和解，从广阔的命运之网中看自己的命运；二，对他人宽容，限制德判断，因为同样的命运可能落在任何人上。

三残缺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