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三岁孩的鼓讲话时，他们也不沉默无语。每当我在鼓上奏神奇的拉斯普的神奇的生活片断时，他们兴采烈，但不是用老人的语言，而是像三岁小孩那样齿不清，咿咿呀呀地叫：“拉舒，拉舒，拉舒！”演奏拉斯普，对于大多数听众的要求实在太了，所以，演奏另外一些主题时所取得的成功就更了不起，譬如：几个齿——糟糕的百日咳——长统羊袜刺——梦见大火就床。这些主题，老小孩儿们都喜。他们全都其境。齿钻来时，他们疼痛。我让百日咳发作时，两千位上了年岁的听众咳个死去活来。我给他们穿上长统羊袜时，他们赶忙挠。有些老年女士们和先生们了内和椅垫，因为我让这些老孩梦见了一场大火。我记不清究竟是在乌用塔尔还是在波鸿，噢，不对，是在雷克林豪森，我为老年矿工演奏，工会支持这场演。我心想，这些老年矿工一辈同黑煤块打，总能经受得住一次小小的黑惊吓吧。于是奥斯卡敲了《黑厨娘》，没料到一千五百名矿工，经历过矿井瓦斯、淹坑、罢工失业，一听黑厨娘，都大惊失，喊嚷，礼堂里厚窗帘后面许多块玻璃成了牺牲品。这正是我要提及这段曲的原因。就这样，我又间接地恢复了我的毁玻璃嗓。不过，我很少使用它，因为我不想毁了我的生意经。我的旅行演就是生意。我回到杜尔多夫，跟丢施博士一算账，证明我的铁鼓简直就是个金矿——

①在家烟时在衣服外面的茄克衫。

我已经放弃了同贝布拉师傅再见一面的希望，也不再问起他，丢施博士却通知我，贝布拉正等着要见我。

我第二次拜访贝布拉师傅的情形跟第一次不同。奥斯卡不必再站在钢桌前面，他在师傅的椅对面找到了一把他的材设计的电动可转椅。我们久久坐着，沉默无语，听着有关奥斯卡的鼓艺的消息和报。这些都是丢施博士录在磁带上，现在放给我们听的。贝布拉看来颇满意。听了新闻界的胡说八，我反而觉得难堪。他们在搞对我的个人崇拜，宣称我和我的鼓有治疗效果，说我的鼓可以消除记忆力衰退。“奥斯卡主义”这个字也冒来了，据说不久就变成了行字。

听罢录音，衣女郎端茶给我。她又把两片药放到贝布拉的上。我们闲聊。他不再数我的罪状。这情景就像多年前我们坐在四季咖啡馆里那样，只缺那位夫人，我们的罗丝维塔。我发现，在我噜噜苏苏地讲述奥斯卡的往事时，贝布拉师傅睡着了。于是我先玩了一刻钟我的电动椅，让它嗡嗡叫，在镶木地板上呼啸，让它左右旋转，让它上升、收缩。我真舍不得离开这件万能家，它简直像一给人提供无穷尽机会的无害的恶习。

我的第二次旅行演恰逢基督降临节。我也制定了相应的节目，天主教和新教的报纸同声为我唱赞歌。说我成功地把那些被熬煎成如石的年迈罪人①变成了幼儿，使他们用单薄但人的声音唱起了基督降临节圣歌。两千五百人齐声唱起“耶稣，我为你而生，耶稣，我为你而死”这些人，年纪这么大，原先谁都不相信他们竟会备儿童的信仰情——

①基督教会用语，指必死的凡人。

第三次旅行演又遇上狂节，我的节目同样有的放矢。我的几场演，使任何一个颤巍巍的老和老爷爷都变成了幼稚可笑的盗婆和砰砰放枪的盗王，任何所谓的儿童狂节都从来没有这样天喜地，无拘无束。

狂节过后，我同唱片公司签了几份合同。我在隔音工作室里录音，起先困难重重，因为那气氛扼杀任何创造力。后来，我让他们在工作室墙上挂起养老院或公园长凳上那些老天真的幅照片，而我也就能像在气腾腾的礼堂里演时那样富有效果地敲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