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卡舒人，既够不上是个德国人，也够不上是个波兰人。而他们总要求是个百分之百的。”

外祖母说罢哈哈大笑。她把煤油、人造蜂和消毒剂藏到那四条裙底下，尽发生了十分急剧的军事、政治和世界历史事件，这些裙并没有失去土豆的颜。

外祖母要走了，法因戈德先生请她再待上片刻，说是要向她介绍他的妻卢芭和其他家成员。安娜-科尔雅切克不见卢芭太太面，于是说：“没关系。我也一直在呼唤：阿格内丝，我的女儿，来呀，来帮你的老母亲把衣服拧。她没来，同您的卢芭一样。还有文岑特，我的哥哥，半夜三更，不顾自己在生病，也到门去，把邻居从睡梦中吵醒。他是在大声呼唤他的儿扬，扬待在邮局里，结果丧了命。”

她已经到了门，系上巾，这时我从床上喊：“姥姥，姥姥！”她回转来，把裙撩起一，似乎她想让我钻去，把我带走。这当儿，她大概想起了煤油、人造蜂和消毒剂已经把地盘都占去了。于是，她走了，走了，没有带我走，没有带奥斯卡走。

六月初，第一批运输列车朝西方开去。玛丽亚不声，但我发现，她也在同家、店铺、公寓、兴登堡大街两侧的坟墓以及萨斯佩公墓的山丘告别。

晚上，她带着小库尔特回地窖以前，有时坐在我床我那可怜的妈妈的钢琴前，左手拿琴，右手用一个手指为她的小曲伴奏。法因戈德先生受不了这音乐，请玛丽亚停下来。玛丽亚刚放下琴，正要合上钢琴盖，他却又请她再来一段。

接着，他向她求婚。奥斯卡早已看要来这事了。法因戈德先生呼唤他妻卢芭的次数越来越少。夏天的一个晚上，满是苍蝇和嗡嗡声，他肯定他的妻已经不在人世了，于是向玛丽亚求婚。她和两个孩，包括有病的奥斯卡在内，他都接纳。他提，寓所归她，商店合伙。

玛丽亚当时二十二岁。她少年时的、像是偶然搭而成的看来已经固定，如果不说它变冷酷了的话。战时最后数月和战后开数月，她已经不发了，而以前这是由策拉特付钱的。虽说她不像在跟我的那段时间里那样拖着两条辫，可她留起了披肩长发，让人看到她是一个多少有严肃的、可能是神苦恼的姑娘。此刻，这位姑娘说“不”拒绝了法国戈德先生的求婚。玛丽亚站在我家的地毯上，左手拉着小库尔特，右手拇指指向瓷砖炉。法因戈德和我听到她说：“这不行。这儿的一切都完了，过去了。我们去莱茵兰我古丝特那儿。她嫁给了一家饭店的领班。他名叫克斯特，愿意暂时收留我们，我们三个。”

第二天她就递了申请。三天后我们拿到了证件。法因戈德先生不再说话，关了店门，玛丽亚在收拾行李，他则坐在暗的店堂里柜台上面天平旁边，也不再舀人造蜂吃。直到玛丽亚要跟他告别时，他才从柜台上下来，推他的带拖斗的自行车，陪我们去火车站。

奥斯卡和行李——每人只许带五十磅东西——被装上两个胶的拖斗。法因戈德先生推着自行车。玛丽亚手搀小库尔特，当我们向左拐埃尔森街时，她在街角再次回转来。我无法朝拉贝斯路方向转过去，转使我疼痛。奥斯卡的脑袋也就静静待在两肩之间。我唯有用尚能转动的睛招呼利亚街、施特里斯小溪、小锤公园、滴着的越来越叫人恶心的车站街下跨、我的未遭破坏的圣心教堂和朗富尔区火车站，现在叫弗什奇，很难发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