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还在波罗的海凿冰窟窿洗全浴呢，虽说不再像往年似的定期前去，可是，这个大自然的人，尽显了若衰老之态，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病倒了呢？格雷夫太太毫不懈怠地行使着卧床特权；我也知，格雷夫瞧不上柔的床铺，他宁肯睡行军床或者板床。本不可能有任何疾病把这个蔬菜商束缚在床上。

我来到门窗锁的蔬菜店前，回望了望我们家的店，见到策拉特正在店堂里，随后我才在我的铁鼓上急速地击了几小节，我寄希望于格雷夫大太的灵的耳朵。用不了多少声响，店门右侧的第二扇窗已经打开了。格雷夫太太穿睡衣，一脑袋卷发夹，前抱着个枕，在结着冰的窗槛箱上方脸来。“快来呀，小奥斯卡！你还等什么呀，外面冷着呢！”

我举起一鼓，敲了敲橱窗前的铁铺板说明原因。

“阿尔布雷希特！”她喊“阿尔布雷希特，你在哪里？怎么回事啊？”她继续喊她的丈夫，一边离开了窗。房门打开了，我听见她在店堂里走路的声响，接着她又叫喊开了。她在地窖里喊叫，可是我看不见，不知她为何喊叫，因为地窖的窗也封着；在货的日里，便由这个窗倒土豆去，在打仗的年里，货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我把一只睛贴在窗前涂焦油的厚木板上，于是我看到地窖里亮着电灯。我可以看到地窖楼梯上面那一段，有个白东西横在那里，可能是格雷夫太太的枕。

想必她把枕丢在楼梯上了，因为她已经不在地窖里了。她又在店堂里叫喊，接着又跑到卧室里去叫喊。她摘下电话听筒，叫喊着，找着号码，接着又冲着电话叫喊；但是奥斯卡听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他只是偶然之间听到了“事故”二字，还有那地址，拉贝斯路二十四号。她吼着重复了好几遍，然后挂上听筒。接着，她穿睡衣，没了枕，却依旧是满脑袋卷发夹，叫喊声满了窗框，把我所熟悉的她那整个双料躯浇铸到窗槛箱里的冰上，两手捂住粉红的瘤，在楼上大声叫嚷，嚷得街都变狭窄了。奥斯卡以为格雷夫太太也开始砸碎玻璃地歌唱了，不过连一块玻璃也没有碎掉。窗被使劲拉开了，邻居们面了，妇女们大声问了什么事，男人们从邻近的门里冲来：钟表匠劳布沙德，两条胳臂只有一半伸外的袖筒里，老海兰德，赖斯贝格先生，裁李比舍夫斯基，埃施先生，甚至普罗布斯特，不是那个理发师，而是煤店的那个，也带着他的儿来了。策拉特穿白工作服，像一阵风似的刮来了，抱着小库尔特的玛丽亚，则站在民地商品店的门里。

我轻而易举地隐没在这些慌慌张张的大人丛中，躲过了正在找我的策拉特。策拉特和钟表匠劳布沙德是最先想要采取行动的人。他们想爬窗屋。可是格雷夫太太不让任何人爬上去，更不用说屋去了。她一边抓着、打着、咬着，一边总还能找到时间叫喊，喊声越来越大，有一些话甚至能让人听清楚了。先得等事故急救队来了再说，她早就打过电话了，别人用不着再去打电话，她知了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办。大家应当去照各自的店铺。这儿的事情已经够糟的了。好奇，无非是好奇，这一回又看清楚了，当不幸的事故临时，一个人的朋友究竟哪儿才有。她在大唱哀歌时，必定在窗下的人群中发现了我，因为她在喊我，她把那些男人们推下去以后，把赤的胳臂向我伸来。有人——奥斯卡今天还相信，那是钟表匠劳布沙德——把我举了起来，不顾策拉特的反对，把我送窗去，刚到结着冰的窗槛箱前，策拉特也快要抓住我的时候，莉娜-格雷夫已经抱住了我，把我贴在她那温的睡衣前。这时她不再叫喊，只是用假声呜咽着，在假声呜咽的空隙间大地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