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双方都窘迫万状，最后，不是这一个便是那一个找到了一句摆脱窘境的话，建议在夜人静时玩施卡特牌。他们又把蔬菜店的格雷夫请了来，如果他不愿来的话——多半由于扬的缘故，也因为他是前童军指导员（在此期间，他已将自己那个队解散了），不得不小心，加之，他不太喜玩施卡特牌，也打不好——往往由面包师亚历山大-舍夫勒来当第三家。这位面包师虽说不愿意同我的表舅扬同桌而坐，但是，一来由于对我可怜的妈妈的慕（它像遗产一样由策拉特继承下来了），二来由于舍夫勒持零售商必须协力同心的原则，所以，这个短的面包师还是给策拉特叫来了，由小锤路匆匆来我家，到起居室桌旁坐下，用他那苍白的、像被蛀虫蛀过的、粘着面粉的手指洗牌，发牌，就像将小圆面包分发给饿慌了的老百姓似的。

这些被禁止的牌局多半是在半夜才开始，到凌晨三结束，因为舍夫勒必须到面包房去。我很少能够穿着睡衣，不声响，从小床上下来，又不被人发现，同时也没有鼓，钻到桌下暗的角落里去。

正如读者先前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待在桌底下曾使我获得了一最简便的观察方法：我可以行比较。可是，自从我可怜的妈妈去世以后，一切都变了样！扬-布朗斯基不再像过去那样，在桌面上小心谨慎，然而还是输了一盘又一盘，可是在桌下面却胆大妄为，用他脱了鞋只穿袜的脚去占据我妈妈两间的地盘。在那些年的施卡特牌桌底下已不再有情，更不用说情了。六条男人的，被绷着，呈不同的鱼骨状，有时赤着，宁可只穿村，汗或多或少。这六条在桌底下都尽量避免接，哪怕是偶然的接。以上的延长分——躯、脑袋、胳膊则一门心思地在玩牌，于政治上的原因，本来是禁止他们在一起打牌的，因为每输一盘或者每赢一盘，都会引起垂丧气或者得意洋洋的反应：波兰输掉了无主牌的一局，而自由市但泽则为大德意志帝国赢了红方块为主牌的一局。

这耍手腕的牌戏结束的日是不难预见的——犹如所有的军事演习有朝一日都会停止，并鉴于某所谓的急情况，在更广大的范围之内真枪实弹地打起仗来。

到了一九三九年夏初，事情就明朗了，策拉特在每周一次的党支领导人会上找到了新的牌友，他们不像波兰邮局职员和前童军指导员那样危险。扬-布朗斯基也不得不考虑命运规定他所属的阵营，并同邮局的人搞在一起，譬如说，同残废的看房人科比埃拉。他曾在尔察莱克-毕尔苏德斯基的传奇般的军团里服役，从此以后，他的一条就比另一条短了几厘米。尽病了一条，科比埃拉仍是一个能的看房人，此外又是一个手艺很巧的人，我希望他有可能发发善心替我修理我那些残破的鼓。因为只有通过扬-布朗斯基才能找到科比埃拉，所以我几乎每天下午六左右，甚至不顾八月天异常的闷，站在波兰居民区附近，等候下班后多半准时回家的扬。我也不问自己一下，你那位假想的父亲下班后会去什么，便站在那里，等到七钟，等到七半，但是，他没有来。我本来是可以找表舅妈黑德维希的。扬可能病了，发烧了，或者断了，上了石膏。可是奥斯卡却站在原地不动，只满足于时而凝视一下那位邮局秘书寓所的窗和窗帘。一奇怪的羞怯心理阻止奥斯卡去走访表舅妈黑德维希，她那双慈母般的温柔的睛里来的目光使他到悲哀。他也不很喜布朗斯基夫妇的孩，他们可能是奥斯卡同父异母的兄妹。他们就像对待玩偶似的对待他。他们愿意同他玩，把他当玩。同奥斯卡差不多同年的、十五岁的斯特凡，有什么权利那样傲慢地对待他，像老对待儿似的老是教训他呢？还有那个玛尔加，扎着小辫，胖胖的脸像初升的圆月，她哪儿来的权利把奥斯卡当没有意志的时装木偶，一连几个小时地替他梳、刷衣服，摆布他，教他这个那个呢？他们两个自然把我看一个畸形的、令人同情的侏儒孩，觉得他们自己很健康，前途无量，又是我外祖母科尔雅切克的儿，而她是不会把我当心肝宝贝的，因为我总是使她到很难对付。用几本童话和连环画是笼络不了我的。我所期待外祖母的，甚至今天想象起来也是莫大的享受，那是非常简单的，因此也是很难获得的。奥斯卡一见到她，就要极力效法自己的外祖父，钻到她的裙底下去避难，而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