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好看见贝布拉先生吻我的额，然后他提着桶，肩膀一扭一歪地向一座活动房屋走去。

“你们不想想，”妈妈事后对着策拉特和布朗斯基一家大发脾气说“他跑到矮人堆里去了。一个侏儒亲了他的前额。但愿没有任何意！”

贝布拉亲我的额，对我来说，意很多。此后几年的政治事件证实了他的话：在演讲台前举行火炬游行和阅兵式的时期开始了①——

①指纳粹时期。

我听取了贝布拉先生的劝告，妈妈也分地听取了西吉斯蒙德-库斯的劝告；那天他在军火库巷向我妈妈言，此后，每逢星期四我们到他的店里去时，他又一再提。虽说她没有跟库斯一同赴敦——倘若迁居，我也不会有多少异议——然而她仍同策拉特待在一起，和扬-布朗斯基见面的次数则较少，这就是说，她偶尔去木匠胡同扬钱租的房间，要么就在我家玩施卡特牌，这对扬来说代价更，因为他总是输牌。妈妈虽然仍将赌注押在策拉特上，但据库斯的劝告，并没有把赌注加倍。策拉特呢，他比较早地认识到秩序的力量，一九三四年就了纳粹党，不过并没有因此而青云直上，只混上了一个支领导人。这次提升，同其他不寻常的事情一样，又使他们三人聚在我家玩施卡特牌。对于扬-布朗斯基在波兰邮局任职一事，策拉特一再提劝告，但这一回，他第一次用了比较严厉却又比较忧虑的语调。

除此而外，变化不大。唯有钢琴上方目光忧郁的贝多芬像——这是格雷夫送的礼——被策拉特从钉上取了下来，在同一颗钉上挂上了同样目光忧郁的希特勒像。对于严肃音乐丝毫不兴趣的策拉特，要把这个几乎聋了的音乐家的画像彻底烧掉。可是妈妈却非常喜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里的慢乐章，她练过那么两三个，有时也在琴上拨，但速度比规定的要慢得多。她持要把贝多芬像挂在长沙发或者碗橱上方，结果造成了那最最森可怕的对抗局面：希特勒和这位天才的像相向挂着，他们对视着，互相看透了对方的用心，因此不能愉快地相。

策拉特逐渐把制服一件件地买齐全了。如果我记忆无误，他先上了“党帽”即使在晴朗的日里，他也把冲锋帽带勒在下底下。有一段时间，他穿白衬衫，系着黑领带，来这帽，或者穿一件茄克，着臂章。接着他买了第一件褐衬衫，一星期以后，他又要添置屎褐的和靴。由于妈妈反对，又拖了几个礼拜，策拉特终于穿上了全制服。

一周之内，穿这制服的机会有好几次，但是策拉特每周只穿一次就满足了，那是在星期日去育馆旁边的五月草场参加集会的时候。参加这一集会，他是风雨无阻的，而且不肯带雨伞。“任务是任务，喝酒是喝酒！”策拉特说。这句话很快就成了他的禅。每星期天早晨，他准备好午餐烤，就离开我妈妈，使我陷了尴尬的境地，因为扬-布朗斯基利用这新的政治局势，抓住星期天这个好机会，一平民服装，来看我的被遗弃在家的妈妈，而这时，策拉特正站在队伍里。

三十六计走为上。我只好悄悄溜走。我不想打扰和观察沙发榻上的这两个人。因此，等我穿制服的父亲一走，在穿平民服的扬——我当时已经认为，他可能是我的生之父——踏门之前，我便敲起鼓，离开家门，朝五月草场走去。

您会问，非去五月草场不可吗？请您相信我的话，星期天港码歇工，我也不会拿定主意到森林里去散步，而圣心教堂的内景当时对我还没有引力。当然还有格雷夫先生的童军，但是，在童军集会上那受压抑的和五月草场上那喧闹的场面这两者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尽您现在会把我说成是他们政治上的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