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扫雷艇的那间面的报务舱。他没有带开罐，那颗硕大的、甘苦兼而有之的“糖块”或许在他上，或许不在。

即使我们没有约定以敲击为信号，你也是可以在下面敲击铁板的。挖泥船一连为我数了两个三十秒。怎么说呢？据清醒的估计，他肯定是…海鸥动起来，在沉船和天空之间飞各图形。有些海鸥不知何故突然掉飞开，这可把我给激怒了，开始猛击舰桥的铁板，先是用我的鞋跟，然后又用尔克的大靴：铁锈大块大块地剥落，灰白的海鸥粪变成碎屑，随着敲击的节奏翩然飞舞。茨把开罐攥在手里，一面敲一面喊：“上来吧，伙计！开罐还在上面呢，开罐…”我胡敲打喊叫一阵之后，又改为有节奏地敲打喊叫。可惜我不会莫尔斯电码，只能单调地敲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的嗓喊哑了：“开——罐——！开——罐——！”

在那个星期五，我真正会到了什么是沉寂。海鸥掉飞走，四周一片沉寂；风儿卷走了一条正在作业的挖泥船的机噪音，四周显得更加沉寂；约阿希姆-尔克对我的叫喊毫无反应，四周则最最沉寂。

我独自划着小船回去了。在离开沉船之前，我把开罐朝挖泥船扔了过去，但是没有击中它。

我扔掉了开罐，划着小船回去了。我把小船还给渔夫克莱夫特，又补了三十芬尼，并对他说：“晚上我也许还要用船。”

我扔掉了开罐，把小船摇了回去，还了船，补了款，还想再去一次，登上电车，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打回府”

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东街响了门铃。我什么也没问，只是把机车的照片连同镜框一块要了过来，因为我分别对他和渔夫克莱夫特说过：“晚上我也许还要来…”

当我拿着那宽幅照片回到家时，我母亲刚刚好了午饭。火车车厢制造厂护厂队的一个同我们一起就餐。餐桌上没有鱼。菜盘旁边放着国防军地区指挥寄给我的一封信。

我把那张伍通知书读了又读，母亲在一旁哭了起来，得护厂队的那位先生十分尴尬。“星期日晚上才发呢！”我说，然后毫不顾忌那位先生，问“你知爸爸的双筒望远镜放在哪儿吗？”

我带着这架双筒望远镜和那张宽幅照片乘车来到布勒森，不过，那是在星期六的上午，而不是在事先说好的当天晚上。那天，雾气弥漫，天又下起雨来了，能见度很差。我在海滨沙丘找到一最：阵亡将士纪念碑前面的空地。我站在石碑基座的最一级台阶上——尖塔托着一颗被雨淋黑的金球威严地耸立在我的上方——把望远镜端在前望了起来，不说有三刻钟，起码也有半个钟。直到前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我才放下望远镜，把视线投向近的野蔷薇树丛。

沉船上没有任何动静。两只大靴仍然放在原。海鸥又飞回锈迹斑斑的沉船上空。它们在舰桥上歇脚，为甲板和靴扑粉着妆。可是，海鸥又能说明什么呢？停泊场里仍然只有前一天的那几条旧船，其中并没有瑞典的，甚至没有一条中立国的。挖泥船几乎仍在原。天气看来有转好的可能。我再一次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打回府”母亲帮我装好纸板箱。

我打行装，把那张宽幅照片从镜框里取了来。因为你没有提特别的要求，我便把它搁在箱底。在你父亲、司炉拉布达和你父亲那辆尚未生火的机车上面，我摞上了衬衣、衬、日常用品和我的日记本——这本日记后来在科特布斯同照片和信件一起遗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