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我穿整齐来到火车站，心里虽然不兴，也只得照需要购买了车票，把找回的零钱装钱包，汇站在月台上等候的长长的人群，登上了一节车厢。我找了一个角落坐下，等待着冗长的黑夜过去。一个青年人走车厢，环顾四周之后便和我打了一个招呼，在我对面坐了下来。他问了我一些话，而我只是木然对着他看，我毫无所思，毫无所想，但求他不要打扰我。他咳嗽着站起，从袋里掏一块黄的予，又另外找了一个位置。

列车盲目地、白痴般地在黑夜中奔驰，就象我一样愚笨、认真，生怕耽误了什么，又想挽救什么。几个钟以后，当我手伸袋时，碰着了那封信。它居然还在，我心里想着，一边随手把它拆开了。

信是我的版商写来的，提到了音乐会和报酬，他告诉我，一切都顺利，我可以继续写下去，慕尼黑一位大批评家还发表了评论文章，他向我贺。信里还附有一份杂志的剪报，是一篇文章，以我和我作品的名字为标题，长篇大论地评述当代音乐现状，又讲了瓦格纳和拉姆斯，接着就谈到了我的弦乐作品和我的歌曲，用了许多赞的言词。当我读着这一行行黑字时，心里逐渐明白，我会受到人们迎并且享誉世界的。一瞬间我禁不住哭了。

这封信和这篇文章让我睁开了睛，我回首这个世界，意外地发现自己并没有消失和沉沦，而是生活在世界之中，并且属于这个世界。我必须活下去，我必须愉快地活下去。我该怎么呢？啊，五天以来所发生的一切都浮现在我前，我的觉和想法都是郁闷的，一切都是那么可厌、苦涩和可鄙。这一切都成了一份死刑判决书，而我却没有执行它，现在也只能不执行它了。

列车在隆隆地前。我打开窗，看着向后移动的黑景致：伸着黑枝权的可怜的光秃秃的树木、大屋下的园和远起伏的山丘。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不乐意生存，似乎都很痛苦和反。别人可能认为是丽的一切，我中却是凄凉的。我想起了一首歌曲人这是上帝的旨意吗？）｝。

我就这样注视着窗外的树本、原野和屋，倾听着车有规律的节奏，不由得急切地想起了搅扰自己的一切，那些遥远的事都毫不令人绝望地涌我的脑海，当然这样是不能持久的。我几乎连父亲也没有想到。他倒下了，和树木、暮一起被遗忘了。我的思想违背我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又回到了它不该去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古树成行的园，园里有一幢邸宅，着棕榈树，邸宅的四挂有古老、发暗的画像，我走去，登上楼梯，走过所有古老的画像，没有人瞧见我，我象一个影似地走房内。一个苗条的女人背向着我，一乌金的秀发。我看见了他们两个人，她和他，拥抱在一起，我看见我的朋友海因利希？莫特在微笑，笑容显得既忧郁又狰狞，他一贯如此，好似他早已明白自己也可以欺负和待这位金发女，好似除此之外便没有什么可的了。让最丽的女落在这个可怜虫和破坏者手里真是愚蠢而且毫无意义，一切情和幸福都会化为乌有。这真是愚蠢而且毫无意义，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当我从睡眠中，或者说从一失去知觉的状态中醒来时，发现窗前晨光嘉微，天开始发亮了。我舒展了一下僵的四肢，胆怯和忧虑袭上心，只见前面是一片颓败和荒凉的景。这时我才想起了父亲和母亲。

清晨时分，当我看见故乡的小桥和屋宇渐渐靠近时，天仍是灰蒙蒙的。火车站又脏又，这使我更觉得疲乏和恶心了，简直不想下车；但是我还是提起我那简单的行李，登上一辆行驶在光柏油路上的离我最近的车，车驶过略略冰冻的土地，驶过颠簸不平的石路面，在我们家宽敞的大门停下了，这扇大门在我的记忆中，是从不关闭上锁的。

可是现在，大门却关得严严的，我慌而惊恐地拉动门铃，没有人来开门，也没有任何回声。我抬望望楼上，觉得自己象是在一场难堪的恶梦里，一切都是关闭上锁的。看来只好翻墙去了。车夫惊讶地望着我，呆呆地等着。我推开另外一门，这些年来我几乎没有来过这里。门开启了，一直走去便到了我父亲的帐房间，我走去时，那些办事员和过去一样穿着灰外安静地坐在那里，看见我去便都站起来问安，因为我是唯一的继承人。簿记员克莱姆先生还和二十年前一样，毫无变化，他驼着背，悲哀而又疑虑地望着我。

“为什么把大门关了？”我问。

“前边没有人。”

“我父亲现在怎么样？”

“在医院里，太太也在那里。”

“他还活着吧？”

“今天上午还在，不过听说等不到…”

“啊，怎么样？”

“怎么样？嗯，还是脚的病。我们大家都认为是治疗错

误。先生突然疼痛极了，叫嚷得真可怕。当即把他送了医院。

确诊是血中毒。昨天两半钟我们给您发了电报。”

“噢，谢谢你们。请叫人给我送一份面包和一杯酒，再给我准备一辆车，请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