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八十年代，他接很多临时工作，先是在外地报社，后来才到斯德哥尔。我列了清单。关于‘熊党’的新闻是他的转折，就是他认那群银行劫匪。”

“小侦探布隆维斯特。”

“他恨死这个绰号，这倒不难理解。如果有人敢在报纸版面上叫我‘长袜’①我就把他们打到鼻青脸。”

她地瞥向阿曼斯基，他则心虚地咽了一下。他已经不只一次把莎兰德想成长袜。只见他挥挥手让她继续。

“一项消息来源显示，在那之前他一直想当刑事新闻记者，还曾经在某晚报实习过，后来却是以政治财经报成名。他起初是签约记者，到八十年代末才在一家晚报找到全职工作。一九九○年，他离开那家报社，协助创办《千禧年》月刊。那份杂志背后没有任何大版社撑腰，一开始完全不在状态，如今销售量已经达到每个月卖两万一千份。他们的办公室在约特路上，离这里只有几条街。”

“左派杂志。”

“这得看你的‘左派’怎么定义。一般大众把《千禧年》视为社会评论杂志，但我猜无政府主义者会觉得它跟《竞技场》、《前沿》一样，属于小中产阶级的烂杂志，而温和的学生团则很可能认为该杂志的编辑全都是共产党员。没有证据显示布隆维斯特曾经活跃于政治圈，即使在他上预备学校、左倾风盛行年间也一样。他在新闻学院埋苦读时，和一位当时在工会组织中十分活跃的女孩同居，那女孩如今是左翼党的国会代表。他之所以被贴上左派标签，主要应该是因为他当财经记者时，专门调查报企业界的贪腐情形与可疑易。他曾经过一些对大企业家和政客极破坏的个人特写——那些人大多是罪有应得——导致许多人辞职，也引发连串的官司诉讼。其中最著名的阿波加案，最后有个保守派政治人被迫下台，某位前议员也因为盗用公款被判刑一年。揭发罪行实在不能拿来当判定一个人左倾的标准。”

“我懂你的意思。还有什么吗？”

“他写了两本书，一本关于阿波加案，另一本叫《圣殿骑士团》，三年前版，是关于财经报。我没看过这本书，不过从书评看来似乎颇有争议，在媒引发不少讨论。”

“钱呢？”弗洛德问。

“他不是很有钱，但也饿不死。所得税申报书附在报告里。他银行里大约有二十五万克朗，包括一笔退休基金和一笔储蓄存款。他另外一个账里约有十万克朗，专门用来支付工作、旅行等费用。他有一间合作公寓，在贝尔曼路，六十五平方米大，房贷已经付清，没有借贷或负债。他还有另一项资产，位于群岛间的沙港。那是一栋二十五平方米的小屋，装潢成夏日边度假屋，就在全村最的角落。很显然是他的一位叔伯在四十年代买的，当时一般普通人还有此能力，最后小屋就落到布隆维斯特手中了。他们将家产平分，所以他妹妹分得双亲在小埃辛的公寓，布隆维斯特分到小屋。我不知小屋的现值多少——肯定有几百万，但话说回来，他好像没有售的打算，而且还常去沙港。”

“收呢？”

“他是《千禧年》的所有人之一，但每个月只领一万二左右的薪，其余收则来自撰稿的工作，数目不固定。三年前他忙了一年，约莫赚了四十五万，去年撰稿却只赚十二万。”

“除了律师费等等，他还得缴十五万的税。”弗洛德说：“我们就假设总金额不低吧。而他狱期间也会有损失。”

“也就是说他将会变得一文不名。”莎兰德说。

“他诚信如何？”

“这可以说是他的信任资产。他的形象就是定捍卫德、与商界对抗，他也屡次被邀请上电视作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