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陶里真可谓是“突飞猛”了。而这一切变化都是那位代省长顾立源在这儿担任市委书记和市长时发生的。那个阶段，他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雷厉风行，排除一切阻力，用了一切手段，撤换了几十个不听话，或工作不得力的下属，留下了一摊儿的确不容任何人忽视的“业绩”他就是土生土长在这条界河边的。这儿的人，秋冬季节，习惯把外衣披在肩上。他也喜披着外衣。他个儿，嗓门又大，人们常见他披一件黑呢大衣，拧着眉，随便往那儿一站，特有一气势，不声也自生三分威。他在陶里那会儿，上下都不称他“市长”和“书记”只称他“老板”而在他边工作的那些助手，当面直呼他“老大”背后也只加个姓，称“顾老大”或者称“咱老大”他上哪去，都是一辆英国的陆虎越野，后面再跟一二辆黑壳大奥迪。坐车，他习惯坐副驾驶座，即便坐奥迪，也喜坐在前边。别人告诉他，副驾驶座坐不得，一是危险：但凡车祸，最容易受伤的就是坐在这位置上的人。再者，这是秘书警卫的座位，跟您首长的份不相称。他拧起眉，挥挥手说，啥秘书不秘书的？你瞧不起秘书？我跟你这么说吧，乡长，说穿了就是区长的秘书。区长，就是县长的秘书。县长，就是行署专员的秘书。将来有一天，我万一要能上省里个啥，你们别以为就有多么了不得，那也是在给中央领导当秘书，当跑的，你以为咱们是啥呢？！传说中，他是一个特别会办事的人，而且还是一个特别心替人办事的人。方方面面的关系都理得不错。事实上确也如此。所以，在他上居然能发生这样的“怪事”：他当区长时，一些副县长县委副书记或一些委办局的主要会倒过来“求”他为他们到县长县委书记跟前去说合某些大事。而他当县长的时候，地委和行署的一些领导经常派他去省里为地区跑一些项目，跑一些额度外的资金。因为他跟一些省领导的关系的确比他们还要近。他这人还有一好，不仅为领导办事心，手下的人求他办事，他也一样心。他还特别重那有能力会事的人。当然也得有个前提，那就是你得能为他所用。当年，那位祝副市长研究生毕业，为照顾家困难，无奈回到陶里来当了个中学教员。那时候，陶里还只是个县级市。那年月，别说研究生，就是大学本科生、专科生，只要能去了中等以上的城市上学，绝少还愿意回县里来谋生的。听说有这么一个研究生回来了，他第二天就去看望了他。要知他当时的份无非也就是个机关小办事员，并没有什么特殊之。但他还是尽自己所能，为祝磊解决这困难那问题的。两人成了最好的朋友。后来他被提起来当了县领导，迅速把祝磊提起来，坐到了学校副校长、校长的领导岗位上；后来，也是通过他的举荐，祝磊才得以到省财经学院工作，重返省会城市这个人生大舞台，才一步步走上了省会城市市政府领导这么个重要岗位。

这样的两个人之间，到底会产生什么矛盾？以这位代省长的脾气个和阅历，怎么会去“陷害”一个一直被自己重、亲手提起来，而且无论从行政级别还是行政职务上说，一直比自己都要低许多的人？

邵长真是想不明白。

邵长把车停在离咖啡吧不远的界河边上，打量着这小城的夜景，看着在黝黑的江面上来回穿梭的气垫船上发的灯光，听着从咖啡吧里传来的低微的国乡村音乐，一边等着劳爷的来电，一边在心里这么翻腾着。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手机突然响了。邵长赶拿起来接听，是劳爷打来的。好像是了什么事。只听得劳爷从牙里嘶嘶地气，短促而低地着，让他上去见他。邵长忙问，怎么了，您在哪儿呢？劳爷说，你上医院来吧。赶。邵长忙问，吗去医院？您怎么了？劳爷不耐烦地打断他的问话说，你就赶吧。我车祸了。我在地区人民医院急诊室哩。邵长忙问，没什么要的吧？我这就去。劳爷哼哼了两下说，暂时还没死哩。以后，就难说了。你快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