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诘经》像黑的静湖。冰凉的夜气更像静的黑洋。在《维法经》“不思议品第六”中，开卷便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舍利弗走维洁的经室，见屋内没有多余的座位（床位），很是纳闷。“长者维法知其意”便问他，怎么了，你是为求“法”来的，还是为争“座位”来的？舍利弗脱而，我当然是为求“法”而来的。于是维洁说，对啊，为求法都可捐躯不顾生命，又何况“座位”的有无和“座次”的低呢？由此，维洁还谈了一整如何正确理“法”和“受想行识”两者之间关系的理论。

谭宗三始终未能搞明白的便是这么一个浅显的理：普天之下，大无形。大法无位。大意无构。大地无边。他始终未能这“大”“大法”“大意”“大地”境界，却又偏偏要活着，还要想方设法活过那艰难的五十二岁，怎能不痛生如刀绞针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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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必须叙一段我离开上海参加革命队伍前所结识的某一个人的故事。我结识的这“某一人”后来成了我的上级。也就是说，多年后，我奉命到通海地区理谭宗三一案，是他奉命来复查我的工作。在要不要枪毙谭宗三这个关键问题上，我和他发生了激烈冲突。最后当然是他的意见占了上风。最后，谭宗三是他的意见，被枪毙了。我被他认定，在理谭宗三问题上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他让我写检查。耐心找我谈了很多次话。很冷静地引导同志们帮助我批判我。但是到最后组织理阶段，他却又在暗中保护了我。也就是说，我所犯错误的程度和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情况下，我本应受到极严厉的罚。甚至有可能送军事法审判。但他把所有这些上报材料都压了下来。对我说，你去学习吧。我给你争取一个调于生的名额，去上海，还是去北京，你自己决定。学上几年，你就会比我了。至于我们之间的这场争论，我知你心里并不服气。可以搁置起来。存疑。存异。现在全国形势发展很快。容不得我们“坐而论”十年二十年后再说吧。或者一百年两百年后再说。即便到那时候，历史判决我错了，我也不后悔。我想我充其量无非充当了一个历史清夫的角。任何一个大变迁的年代，都需要有人来担当这样一清夫的角。可惜的是，我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的小清夫。在这场必不可免的历史大变动中，只起了一太小太小的作用。作为“清夫”自都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局。但我仍有理由自豪。理直气壮地去迎接未来。天明同志，抬起，向前走。勇敢地去迎接未来。

随后，他让警卫员抬来两只木板箱。还拿来一件蓝布面的狗袄。袄是送给我的。因为我最后选择了去北方上大学。从理论上说，北方是需要袄的。（最后形势突变，我并没上成大学。火车开到徐州，一封加急电报，就把我们这一批一百四十六个原准备人民大学各系科学习的队调生，全留在了离车站不远的一个军事接待站，三天后，便转乘一列军火弹药车，走陇海线，停停开开，七八个昼夜，开往兰州，和在那儿待命军大西北的二十二兵团总会合。我最终落脚在祁连山山丹丹军场奉命接了一个由步芳军队留下来的图书馆，全馆由一百来本破旧的经书戏报唱本二十来副麻将牌半箱羊拐骨和一屉各式各样的女人照片组成。还有一箱半手榴弹和两支半步枪。还有两个自称只有二十五岁但看样绝对已超过四十岁的“女馆员”但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却利用了各各样可以利用的机会，读遍了能找到的所有的俄国小说。并认真读了郭沫若先生和范文澜同志写的全历史著作。了将近六十万字的心得笔记。这自然是更后一个阶段的事情了。）那两个木板箱，是托我替他带回家去的。木板箱里装着这两年他在通海地区工作期间在各县收集到的一些碑帖名砚字画善本。另有两个大棉团包着一对明万历年间的斗彩瓷碗。它们在日本古董市场上被称作“大明赤绘”据说是极难得的珍品。在民间已相当罕见。他说，会有警卫员帮着送上船，也通知了上海方面来接船。只麻烦我一路照看一下，然后亲手到他父亲手里即可。“这么值钱的东西，看来我还要侬父亲打收条不可。否则以后查起来，哪能（怎么）讲得清？”我开玩笑说。他只是默默地笑了笑，没接我这话。半个小时后，我就离开了通海军会这个幽的大宅院。傍晚的雨正渐渐沥沥地下个不止。军会的车都外勤去了。即便不外勤，这时也不会用来送我去船码。我毕竟是“犯了错误”的人。军会里仍有不少同志，对他不加任何组织理就这样“放走”我，而到难以理解。警卫员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