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现在坐在我面前的却是一群在冈古拉担负着重要领导责任的人，而且此时他们的神情又都是那样的严肃和沉重。说话的朱副场长把话一说，他自己好像也被吓住了似的，哆嗦了一下，然后很机械地端起茶缸喝了，本来还想多喝两的，但端着茶缸，居然就那么呆住了，探询般盯着我，看我对这话的反应。

“你们这么说，有什么理由？”为了让谈话能充分行下去，我让自己尽量显得平静，从容，问。一直觉告诉我，冈古拉确实了大问题。这问题而且还远不是在什么“退伍军人”上。现在看来，如果不是福海的神经了问题，那前这几位的神经就一定了什么问题。这倒要真的搞搞清楚。

“理由，的确很难说…”

“那我怎么跟上去汇报？就说冈古拉领导班里绝大多数同志都认为福海同志神经不正常，但是，他们又说不相应的理由来。我能这么去汇报吗？”

“嗯…他有时显得非常自卑…”两位长中的一位犹豫了一会儿，说。

“谁自卑？福海自卑？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他有时甚至很恍惚…”另一位长立即补充。

“你们到底在说谁呢？”

“他的情绪常常波动得很厉害，会不断地怀疑自己刚的决定…并怀疑自己边所有的人…怀疑他们…”

“他怀疑别人什么？”

“他老在怀疑别人瞧不起他…”

“他怀疑冈古拉的人瞧不起他？”

“他有时显得特别冲动。比如昨天晚上的事，就很有典型，一分钟前跟那些退伍军人代表谈得还好好的，突然间就拍着桌，下令拘禁那两位北京来的护送。当时我们全都傻了。这可是两个现役军人。正经着领章帽徽的团职军官。而且是北京总大机关的人。”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啥事？”我问。

“退伍军人们希望在丫儿塔安两能直接拨外线的电话机。场长非常恼火，说他们太不知天地厚了。因为规定，只有县团级的领导才能享受这个待遇…”

“可是这两年，有条件的地方，都放宽了这方面的规定。过去这么规定，也是因为受政治和经济大环境的约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解释。

“场长认为，在冈古拉，目前还需要这么严格控制。”

“另外，他对韩起科那孩的态度，也让人费解。”

“他对韩起科怎么了？”我趁机追问。

“嗯…”大概这个问题的度太，他们几位迟疑着，却又不作声了。“我们把近年来发生的我们认为是不正常的一些事情，简单地列举了一下，请您带回去向各级领导反映。”“圣徒”说着，从一个细帆布制的背包里，取一本用信纸写成的“材料”递了给我。我随手翻了一下，上面用圆珠笔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一些很难认的字。

“我的字写得不太好。你看起来可能会有些困难。但这里面所列举的事实，都是我们几位认真计过的，可以说是有凭有据，真实可靠的。在转呈各级领导审阅前，如果有可能，请一位打字员重新把它打一遍，这样效果就会更好一。当然，最好希望请一位保密观念较的打字员来这事。等你看完材料，我们再找个时间仔细谈一次。你看这样行吗？”“圣徒”郑重地建议。

这时，赵大疤在一旁跟朱副场长凑在一起悄悄地嘀咕了几句什么，神情显得张似的。过了一会儿，朱副场长便抬起来问我：“有个事儿，能不能跟您打听一下。主任的闺女刚才跟您说了没有，她离开这儿，去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