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许多盆（许多桶？）在北京南城小胡同大杂院里特别多见的倒挂金钟、大叶海棠和石榴。足有二十盆左右吧。我没细数。那钟形的骨朵，以经典的冲下的形状，悠然地倒挂着。每一个萼片垂下后，又微微向上卷起，均呈红白双，应该说是个名贵品了。而那大叶海棠却是我也喜的东西。我喜它略显犷的大叶片上常常生泛一雄浑的紫。以后我还发现，这位福海同志还喜另一带有紫的东西——发了芽儿的土豆。冈古拉地寒，以产土豆闻名遐迩。福海特别喜在自己的案上搁个大土豆，将它养在一个大糙海碗里。那土豆足有小孩儿脑袋那么大。土豆存放时间长了，得着气，自然会从芽儿里冒一枝枝芽。那芽紫兮兮地，虽说鲜，生脆，却大，茁壮，长着一小刺儿似的东西，一副狰狞相，但极富生命的意味。他喜看它饱满的，充满质的那紫，喜看它们一天一个样儿地产生变化。每一枝都能长到手指那么长，那么，刺个棱棱地，虎视眈眈地向四下里张望。再长一阵，它就开始冒叶。一冒叶，它就秀气了。一秀气，他就把它扔了。再挑一个大土豆来养在那大海碗里。早先有人问：“场长，这土豆有啥可看底嘛？上边境的集市上给您买个基斯坦雕铜瓶搁案吧。”他啐他一嘴：“你懂啥？啊？你懂啥嘛？！”以后就再没人多这份嘴了。

我还注意到，他使的那个杯，跟这一带大多数官员使的一样，也是那从苏联来的镀银镂铜外晶玻璃玩意儿。大房里这时光线暗淡，但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这个镀银的杯外，一直在桌的这个角上，独自隐隐地发放它幽的亮光。（另一角上，摆放着的便是那个大土豆和它的糙海碗。）

“你就是顾卓群？年轻么。”

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韩起科把我领屋时，他已经在他那把木质大圈椅里坐着了。没跟我握手，只是了一个手势，请我在预先放置在他左前方的一把靠背椅上就座。他声音低沉，神情和蔼；也许因为耳背的缘故，一边说话，一边本能地象征地挪动一下自己下的椅，好像是愿意更靠近我一些，以便能更清楚地听到我的回答。

“年轻么…”没等我回答，他又自言自语似的低声这么评价了一句，并很安祥地打量了我一。没有丝毫的揶揄和嘲谑，反倒还些许的羡慕和慨。这也是乎我意外的。

这时，韩起科给我送来一杯刚沏的茶，也想给福海那只茶杯里再续。他却冲他略略地挥了一下手，当即拒绝了。韩起科立即乖乖地退到一边。在他挥手的一瞬间，本能地一完全不容对方违抗的威严，也让我一下屏住了呼。我注意到，他的个并不，甚至还可以说，有瘦小。但多年寒地区的外生活，使他的肤呈一灰暗的棕，脸颊和额角上的皱纹同样峻，袋极为松弛。我见过许多在基层当的人。他们第一次接像我这样既年轻，但又是从上级机关派来的人，往往在周到的礼节中会故意显现一矜持，或者在情中保持相当的警觉。而他给我的却是一个完全不设防的温和长者的印象。从他的目光中，还能明显受他内心的疲惫…和…和神上的某迟钝。他为什么不对我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年轻陌生人掩饰自己这“衰老”迹象？是他压儿就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开始“衰老”？还是他压儿就没把我当外人防备？还是因为他压儿就没把我当个同等量级的对手，觉得在我面前完全不必任何掩饰，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给对付了？假如这老家伙真是这想法，那，我这次任务完成起来可能就要容易得多了。我这么暗自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