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文明的本問題無與有的題目上，纔開頭就已挫折了，對大自然的所以然之故到底攻打不進，他們只了數學的學問化。印度人也是在無與有的主題上答得不夠分，他們是說“空”與“”，但他們不知空與之際，所以也不成績來。

惟中國秋戰國時的學問化運動纔真是到了普遍與徹底。新石時代發明數學，即是要到易繫辭才來說明了數的所以然，數是在于之象。易繫辭與老莊不從質去了解質，而從質背后大自然的意志與息的陰陽動靜剛柔來說明質，連天體在內，如此，天文學與理學的所以然之故亦都說明了。大自然是“神無方而易無體”，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民族能像中國人的把神亦可以理論來說明的。大學的格致知，與老莊說的棄知，是把新石人的悟亦說明了其所以然之故了。希臘哲學裏沒有說悟的，印度人有說明悟（他們稱為覺）的，但是他們的覺沒有對象，還是說明得不好。惟有大學的格致知與老莊的棄知，纔可以把技術的太始輪、槓桿與鑣驢的發明（是與數學、理學、天文、音樂、文學等的發明在質上不同的另一種發明法）的所以然之故亦來說明了。音樂是新石時代發明的，世界上也只有中國的“樂記”能以理論說明音樂能說明得這樣好。

孔而且把大自然的無與有，在人事上取名為仁與義，樂與禮。孟更把老莊的棄知與無為，取名為良知良能。于是把新石時代以來的文明全面加以理論的學問化，可比把田地都來重新犁翻過，好播種新的作。這樣就起來了諸百家爭鳴，他們都是寫的論文。這知的新光輝與勁勢，刺激了其他面的創造力。先是文字，向來甲骨文的形體大致是規定的，殷周銅的銘文雖生變體，但也有個共同標準，可是一到秋戰國，各國的篆書的變體就驟然增多了。政治與產業方面是變制變法，軍事也來了新兵法，衣裳、宮室、皿方面也來了新式樣，文學方面是論文刺激起了文學的全機能，如此乃現左傳、國語、國策、以及楚辭與后來西漢的文章。如果沒有秋戰國這次理論的學問化的大運動引起知的新的創造力，是不可能開后來秦漢的天下的。

人皆只當希臘的荷馬史詩是一個特，不知中國秋戰國時代的論文才真是一個特。與中國的比起來，西洋的哲學論文，政治學經濟學論文，軍事學論文，科學論文等都不是文。印度的論文如大智度論，瑜珈地師論，因明正論，或唯識論等亦皆是沒有文。而中國的論文則有易繫辭、禮運、樂記、老、莊、孟、孫，其為西洋與印度的論文所不可及者有三點。一、其立論的理是依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演繹而來，乃至如韓非，亦還是有老的“天地不仁”為其思想，比西洋的法治論曠。再如孫，他是一寫就寫了永遠新鮮的兵法論，德國克勞維茨的軍事學是把握了現代的技術方面，但在原理上還是不違孫，不及孫。至于易繫辭與老莊，是今世紀發現了素粒，亦在原理上不其範圍，理學者與天文學者要想說明素領域的現象及新發見的天體的現象的所以然之故，遠不及易繫辭與老莊所已達到的，那是已到達了大自然的絕對。

中國秋戰國時的論文非外國的可及的第二點，是發明了許多新字新語，一種是用以說明“無”的，如象的象字、乾坤、陰陽、虛實的虛字，與“彷彿”、“窈冥”的形容詞，與仁義的仁字、禮樂的樂字，皆是新字新語。又一種是用以說明“生”的，如“萌”字、“息”字、“屯”字、“茁”字。與說明的生態的“涓涓”、“潺潺”等字，說明草木的生態的“蔥倩”、“蒼鬱”等字。又一種是說明無限時空的字，如“宇宙”、“天下”、“世界”、“人世”等，與其形容的字，如“悠悠”、“渺渺”、“迢迢”等。

這種種新字新語使秋戰國時的論文的特的內容得到明確的表現，而且使論文成為詩的。數學與理學亦有其獨自的符號與用語，但範圍很窄，多拘于“有”，而西洋哲學的字語更是陋，他們的論文又怎能及得中國的。印度佛經裏有許多說明“空”，與說明無限時間與無限空間的字語，但是沒有說明“生”的字語，也沒有陰陽的字語，所以印度也還是沒有好論文。

中國秋戰國時的論文非他國的可及的第三點，則是中國的文章的造形就是有陰陽虛實與位置變化的，只有以這樣形式的、徘徊徐疾，有調而非旋律的文章，纔能適應于寫中國的論文所特有的那種內容，所以必然是文學的，不是西洋的那種邏輯體系的報告文學式的文體寫的論文可比。所以秋戰國時的論文能起左傳、離騷、西漢文章的帶頭作用。亦可說左傳離騷漢賦與史記都是帶有理論文的彩的。

如左傳裏諸侯間行人與司賓的應對，每能辭達而辯明，國語則多是正正之論，國策更有理論的縱橫可喜。楚辭可說是純文學，而如離騷與漁父辭都是在要明世事的是非與人生德價值的再評定。如宋玉的風賦與登徒好賦，皆帶有應對辯論。西漢的如司馬相如的虛賦，亦是起于辯對，終于正誼。又如司馬遷的史記，自云蓋以“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其格就是理論文式的。史記的每篇都加有“太史公曰”的論評。

中國文明有一個理字，上自朝廷，下至民間，無抵抗的被接受于日常生活與人事的全面。西洋只有數學的理與理學的理被萬人接受，而中國的則是包括數理理在內的通于天地人三才之理。一偏的數理與理在西洋文學就要暫時被放棄，而中國的是大自然之理，雖在詩文裏亦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