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靠老婆养着，整天无所事事。是呀，刚才说过了——到了七九年改正右派时，文化局忽然把我的档案拿了来。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我会告诉你的。哎，我这样东一句西一句，你是否能听明白？

别看我没有档案，无法安排工作和生活；可是文革一来，"十人学习班"不要档案，上把我去。学习班并没有学习，而是天天受批判，挨斗，挨骂，挨打。

不过我的情况有例外，一是他们认为我是老右派，"死老虎"，没有多少油了，只是在斗资本家和现行反革命时，叫我站在一旁"陪斗"。二是我反右以来这些年当贱民的经历，已经使我对付这些事非常有经验了。我装得极其老实，绝不刺激他们斗争的兴趣，这就得掌握住火候，不能太殷勤、太积极、太主动，也不能太淡漠、太被动、太不以为然；既要摆一"有压力"的佯，又不能叫人"破鼓人捶"，这分寸把握得比演戏还难。那些年在GG农场练来的本事，在这儿全用上了。我像个熟练的大厨师，把自己放在锅里炒，不能"生"也不能"糊"。我还有两个优势，一是我有文化，会写笔字，凡是街居民委员会的大小标语都由我来写；二是我有辆破自行车，可以供红卫兵们随便使用，骑坏了，我修好，他们再骑。你别笑，那时候只要叫我事，我就恩不尽了，可有个结他们的机会了。

在学习班中打人非常凶，红卫兵很情绪化，兴打谁就打谁。大概唯独我没挨过打。我真得激在GG农场那段贱民的生活！这叫"在苦难中学习对付苦难的本领"，用主席的话说，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最近我在报上看到，有一位年轻人责问我们这些右派："你们当时为什么不站来反抗他们？"我真想对他说，如果现在把你放在老虎笼里，你恐怕是第一个的吧！

不去谴责专制者，反而去谴责受难者，这真叫人有担忧。前两年我不再担心中国再有发生文革的可能，现在不了。样板戏又唱起来了，主席又被尊为神了，《金光大》的作者也要"讨个公"了…当历史的曲直不分，就有返回来重演一遍的可能。不然，你写这本书什么？

整个文革期间，我就像个玩。人家来了兴趣时，也就是搞运动时，拿我耍一耍；玩腻了就丢一边，没人理，也没人。

六九年，闹着针对苏联的备战，大疏散。街盾委会要把我遣迭到安徽老家，实际上是看上我家的房了，他们想要，想分。但我们一家已经在上两辈就离开安徽，老家没回不去。他们就想个办法，以"下放"为借把我老婆下放到西郊区Z村，我算家属随迁。

我有在GG农场活的底，活不吃力；农村搞运动也比较松，我反而惬意多了。常常躺在农场炕上看看闲书，门外有啼猪哼，窗前有鸟叫蝉鸣，虽是茶淡饭，更有菜清蔬香，此岂非桃源？我不亦陶渊明乎？居然过上一小段田园的生活呢！若能如此，一生也罢。

你说，这真是一个知识分的理想境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