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他吃的送去。我心里还有不愿意，心想监狱里还能把人饿死，那时正是三年度荒，家里添锅添盆，总这么送一家老小咋办？虽然我没拦过我母亲，我也从来没把这意思说来，可我心里有这个想法。看到这封信，我内疚极了。我要知他落到这一步，饿死我也得叫他吃饱。有这个想法也是对不住我那死去的兄弟呵，是我害的他呀。

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我父亲念这封信时的情景。我兄弟的尸被移到炕上，我坐在炕这，我母亲、桂英，还有两弟弟站在我边；我父亲在炕那，蹲在地上，扒着炕沿，炕沿上放一盏小油灯。我父亲把那信上写的吃的东西一样一样念来时，我的心快成粉末了。我父亲念过，便把这信用灯火引着烧了，然后脑袋着炕沿，肩膀猛烈向上一耸一耸，好像哪儿在疼，却不吭声。我们只掉泪，都一声不吭。咋屈死一个人连声儿也不吭呢？咋就能这么忍受呢？你说？

我哥哥在另一个县公安局事，他打听到我兄弟在监狱里每天只给一碗梁饭吃，然后像牲一样上，用鞭打，拉石碾，轧一红土面，这就清楚我兄弟上沾的梁壳和红土面是咋回事了。轧红土面啥用不知，但知我兄弟是给连打带饿折腾死的。我哥哥告了那监狱的看守长，非但没告动人家，文革一来，就说他为反革命家属翻案，挨整，挨斗，被清洗了。我家的祸事一个连着一个，我是灾难的总。但是我父母，这些兄弟们，从来没一个人怨怪过我，哪怕一句什么话都没过。他们愈不怪我，我愈内疚。有时我想，他们为啥不怨怪我？是不是也忍了？

咱受得了别人叫自己忍的，却受不了自己叫别人去忍。

忍，是祖祖辈辈教给我的第一条生存法则，但又是谁教给祖祖辈辈的呢？它是哪个祖宗发明来才一辈一辈传下来的？究竟从哪个时候开始忍的呢？我问过一个历史学家，他笑我，好像我这个问题没有学术价值，太无知。我说，你们的工作难就是搬来搬去折腾那些死遗产，为什么不研究研究压抑我们民族几千年这个致命的活东西？

要谈说不清楚，这是最大的说不清楚了。

再说我另一个弟弟，四弟。

那时家里太穷，一个壮劳力，好年才一角五、六，欠年只有七、八分钱。我这兄弟就偷着拾杂禾卖。人民公社化嘛，地上一草也属于公社大队的。这就说他偷。大队叫他背着这小捆柴禾游街。为啥这么整治他，还不是因为他哥是右派。但他这么穷怎么娶得起老婆？又去偷了，跑到白石庄，从生产队房上偷了一捆扫帚拿到市里去卖。他人特别老实，偷东西卖时，神儿不对，城市里的人明，扣住他一问就傻，再一吓唬就供来了。这便给转到公社派所扣起来，没扣上三天，他开窗跑了。跑了一个小偷人家也没当回事，可过两天，有人发现他在铁旁的沟里躺着，梆梆，上边爬好多蚂蚁虫，人死了。有人说他想卧轨，叫火车挂的；也有人猜他想上火车躲到外边去，不小心让火车撞死的。我心里明白，他并不想跑，而是想死。家里穷得掉面，哥哥是右派，自己再个小偷，甭说娶老婆，活着都抬不起脸来，跟父母又怎么待？只有一死。可是他上竟然没有外伤，奇怪！火车轧的或撞的总得有伤呀，这也是件说不清楚的事。什么？请法医来验伤。你说得轻巧，那时我们这人家死个人像死条狗，谁还验尸，反正死了，刨个坑埋了。

这样，我两个弟弟都叫我连累死。死了还背着罪名：一个反革命，一个盗窃分。我父母便有三个坏儿：一个反革命，一个小盗，一个右派。你说我这是个什么家？

"文革"初，学校党支叫我向主席说实话，请罪，老实待问题，不应该隐瞒。我想来想去想个问题：一次给学生批改作文时，写一句"用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笔误了，写成"用泽东思想批判泽东思想。"这同学拿着作文来找我说："老师，你写错了。"我吓了一冷汗，赶改过。幸亏这孩老实，没给我告密。